《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任公的年谱长编，治近现代学术思想者必读。近现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鸿篇巨制，以资料翔实著称，尤其是书中摘录谱主与其师友往还的七百余通书信，史料价值极高。编者在处理资料时，将其按年分类连缀起来，加上说明性的或评论性的文字，以体现谱主在有关年月中的主要活动。

《阎锡山回忆录》主旨是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故特别在大陆整理出版此回忆录之单行本。此系阎锡山所亲述其思想与经历的第一手史料，对了解乃至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剧烈动荡的中国历史，必将有所裨益。本次整理出版之版本，由台湾山西同乡会原馥庭先生等提供，在此谨表谢忱！由于《阎锡山回忆录》所述为百年前的历史，故对版本中重要史事、人物等作了简要注释，以方便读者。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托派历史和托派人物的书籍。作者花了很大力量，寻访已为数不多的托派人物，从他们的口述、著述和其他历史文献中，理清了中国托派产生、起伏发展，一直到最后消亡的过程。特别是介绍托派人物后来和近期的情况，这在为数不多的同类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全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料丰富，文字简明流畅，对于存史和进一步研究中国托派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著名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序中写道："在我阅读吴基民先生的这部书稿后，深深感到，如果这些材料能够引起中共有关方面效仿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在上世纪80年代为托洛茨基冤案平反一样，明智地解决中国的托派问题，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历史挽回某种荣誉。"

历史非但没有证明中国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以证明所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 朱维铮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 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

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主人公赵超美：1959年出生，正好碰上三年大饥荒，但活了下来；1966 年文革，学业终止，红卫兵武斗；1969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1974年轮到自己；1979年知青回城，无业闲晃；1989年走进工厂；2002年遭遇下岗；2007年被拆迁……剧烈的社会变化，从出生、成长、恋爱到工作、家庭等等方面，密集地一个接一个冲击着这个普通的中国人。

《1901年》是在一种惆怅的心情中完完的。彻察丝缕而又探求大势――我想用激情内敛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面孔和表情。历史事件在《1901年》中并非叙述的主体，而是所有历史人物心灵“出卖”的背景，连贯的不是频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人纷乱的心绪历程。之所以选择了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是因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段日子里突然表情急剧丰富起来。

《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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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中国近代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中国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后，人们开始了一步步的探索，从奕、李鸿章、曾国藩为首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百日维新，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本书将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娓娓道来，不是枯燥地堆积史料，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却体现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发展趋势。 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用血泪写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百年文化人物”专题作品，资深主笔李伟为了接近真实的胡适，从安徽到北京到美国到台湾，顺着胡适的命运轨迹，通过采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以清晰流畅的笔调细致地描述了大师的一生。五十年前，他与时代格格不入，五十年后，中国再次与他相遇。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日》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大学人文社科读本)》博大精深，思辨深邃，凝聚了著名史学家陈百麓先生数十年心血。本书不仅考察了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且考察了城乡基层组织的演变，以及不平等条约激起的社会变化；不仅研究了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内部因素，而且寻找出外部冲击引起的社会习尚的改变；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社会心态的变化。全书充满激情而又思辨的论述、勾画出中国近代社会百年的新陈代谢和急遽变革。

《中国近代史》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袁氏当国》讲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作者唐德刚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寥寥数年，此乃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袁氏当国》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几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但《袁氏当国》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为读者重新烹调了一份具有独特口味的历史文化大餐。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9年度十大图书”之一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09年度十大图书”之一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本書是唐德剛教授《民國通史》系列「人民政府篇」第一分冊。 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何以毛公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歷史人物，弄成這樣一個「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結局呢？關於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來大眾媒體上的評毛之論，都太看重於毛氏個人的行為了。歷史人物尤其是轉型期中的歷史人物的政治行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極限。在治宏觀史學的社會科學家看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史。毛澤東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你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梁启超

《袁氏当国》讲述了袁世凯如何在晚清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政府之间养敌自重以觊觎总统宝座，宋教仁刺杀案的历史谜团到底暗示了什么真实背景，孙中山的个性对他改造国民党以谋求革命有何影响，袁氏当国时期的内政外交如何复杂多变，筹安会“六君子”与袁氏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不该遗忘的古德诺教授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作者唐德刚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寥寥数年，此乃袁世凯当国之年，国可谓不兴，民可谓不幸。《袁氏当国》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几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但《袁氏当国》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为读者重新烹调了一份具有独特口味的历史文化大餐。

《正面抗日战场(第1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讲述了：清朝政府彻底覆灭之后，进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仍然陷于一片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乱世之中，草莽出身的张作霖脱颖而出，依靠自己的谋略，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北洋军中的奉系派别首领和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为了与对手“争夺天下”，这位“东北王”既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又要对日本入侵和控制东北的企图保持着一定戒心，甚至采用虚与委蛇的办法应付。日本关东军先是通过“皇姑屯事件”暗杀了张作霖，接着又突袭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中国近现代史上御侮自强的一部恢宏诗篇由此展开卷轴。 本书以“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政局为参照，以“九一八”事变为铺垫，通过马占山抗战、“一二八”会战、国联外交等生动的历史画面，着力展现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纷纷登场的各类人物的形象，并刻画了中日两国在外交、战争上的历史纠葛以及“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全方位殊死角逐。 这是一个关于抗战但又不仅限于抗战的长篇历史故事，作者想集中阐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近代历史的形成固然有着一定的必然规律，但能够构成并延续这一发展链条的，更多的还是无数的偶然和精彩瞬间，而值得我们回味和反思的地方正在于此。 《正面抗日战场(第1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适用于：大众读者、国共两党的人、历史爱好者、有抗日情绪情节的人。

史景遷有非常清晰而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從原書名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就可看出。史景遷的問題是：如果有「現代中國」這回事的話，那麼這個名詞可以回溯多遠而仍能成立？在這個基本層次上，史景遷所思考的問題可說和已故史學家黃仁宇相當接近，因為黃仁宇的主要關注點正在於把中國和歐洲歷史相對照，思索為何歐洲式的資本主義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所謂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和現代性（modernity）可說是相通的；而史景遷和黃仁宇兩人也都很注重看似細微不起眼的技術細節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所以在千端萬縷的細節中，揀選、過濾有意義的事件，並將之匯集，與歷史的大走向掛鉤。 追尋現代中國自明末開場，順著時代發展變遷一路發展至1989年。全書見解透徹，觀察入微，不受傳統政治史的路徑限制，而側重經濟、文化等常民生活之面向，行文敘述尤其生動。

《晚清七十年》是唐德刚教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后经不断增删和改写而成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本书由于作者观照历史的角度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因其极富个性和魅力的语言而在海外有极大影响；也正是因作者的历史观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晚清观点大不相同。全书由“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太平天国”、“甲午与戊戌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五部分构成，并附有数十幅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原始照片，极富历史震撼和可读性。

《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思想、学科。第一部分是“思想”，主要内容为近代经学研究的学者，在历史大转变中，对经学的态度的转变。第二部分是“学科”，主要分几个点：一是古文经学的历史化，二是从今文经学到古史辨派，三是宋学的哲学化，四是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学科进行反思。由此整理出一条经学现代迁变的线索，并证明：现代以来的学术分科方式，无法真正囊括传统经学的精义，我们有必要回到经学研究中，去全面探讨传统经学的精神。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作序并推荐，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晚清民国至1949年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记录） 叶笃庄先生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 他的一生起伏跌宕，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毅然归国投身抗敌事业，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期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含冤入狱18年，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本书即是他这一生的缩影。包括叶家往事、过眼烟云、解放以后、狱中记四个部分，详细讲述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用章开沅的话说：“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编辑推荐： 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 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 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 100年前的历史。 ——《独立阅读》 内容简介： 《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作者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并无意于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而是想通过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历史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去追索他的行为逻辑。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乱世出学人。近代中国学是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国际汉学家对近代中国学术大家的评点有与国内公意不尽相同之灼见。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中外一致，对梁启超、胡适的看法则相去甚远，对国人推崇陈寅恪则多少有些莫名所以。这其中之因缘，颇值得玩味……

关于《大家》MOOK 《大家》MOOK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和“腾讯•大家”合作推出，志在为读者提供“价值、常识、人文、美感”的阅读内容。 第一本《大 家》MOOK的主题是“中日之间：误解与错位”。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邻居间是熟悉友好的，但中日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居从近代开始就冲突不断，是彼此的误 解太多才造成理解上的错位？这次，《大家》邀请了长期生活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人、媒体人，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思考来看现在的中日。 李长声先生，资深日本华侨、真正的日本通、知日派作家，不仅在中国，甚至在整个华语文化圈，都可算是知日最深的人。《两千年友好的神话》，李长声先生从历史梳理了中日千年以来的交往，多少能帮读者看清了历史上的中日之间。 汤祯兆先生，著述日本出名的中生代香港作家，这次以《谁又误解了谁》来解读“日本社会内部的错位逻辑”。 茂吕美耶女士，是梦枕貘大师最依赖的中文代言人，她始终都普罗大众，关注庶民的文化生活，谈吃饭、洗澡、歌谣、传说、怪谈，展示物语的驳杂的日本之美。《日本人与猫》，让喵星人与猫奴，有了国际交流。 刘柠先生，以《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夺得《大家•星期ONE》首期万元大奖，原子弹——核武器，当今世界军事平衡的砝码之一，1945年是如何落到 广岛和长崎的呢？刘柠先生的这篇文章解答了疑问，也是《大家》专栏文章的典范——“聚合最有价值的作者，产生最有价值的内容”。 可以举的例子还很多，俞天任、姜建强、野岛刚、饮冰等，《菊与刀》过去是经典但今天还以此了解日本吗？日本AV问答是否能解去读者对这岛国产业的粉红色幻 想？石原慎太郎是毛泽东粉丝、靖国神社的前世今生……与其说是中日之间，不如说是《大家》的作者为读者立体解构了现代日本——而非中国人想象中的日本。 如腾讯微博总编辑李方先生在卷首语中所言：“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事情更好一点，就让它有趣一点吧！”正是这期主题意义之所在。

一段青年成長的歷史證言．一部超越時代的跨世紀之作 一個身處於西風東漸潮流下的時代青年，面對一個極度年輕、又極度滄桑的國家時，會是什麼樣的眼光與心情？作者以自傳方式，開卷長言，在看盡了自滿清末年到台灣近代滄海桑田的世局之後，以對社會的人生的深刻透視，提供現代人一部跨世紀的歷史證言，及歷久彌新的人生智慧。 《西潮》一書是作者蔣夢麟半生的自傳，記載了他的家世及生活的經歷。「西潮」是指中國人的思想被西方精神文化以及近代科學影響的過程，看似嚴肅的題材，卻將中西衝擊最大的七十年間關鍵歷史原汁呈現。

回首百年中國，張學良是現代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本性最適合做一個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可現實偏要壓他一肩的戎馬戰事和國恨家仇。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而他身為這兩件大事的主角，生前若未能留下「第一手」的交代，殊屬可惜。 本書以張學良一九九○年自述為主體，以史學名家唐德剛論張學良的數萬文字為輔。張氏的口述，隨興而談，隨意而至，流於細碎，卻趣味盎然，更往往於不經意間，透露出遍尋史書也不能得的真實；更兼唐氏的論說精闢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邊是研究人物的「自白」，一邊是研究者的「審視」，兩相對映，使歷史變得更為真切而生動。

《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这部近代史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在书中想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乔治·肖-勒费弗的大作《瓜分波兰：不理性共谋、地缘争霸、欧洲革命与民族消亡》出版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波兰被瓜分后的必然结果。波兰被瓜分前，是欧洲的大国，充当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三大强国的缓冲国。这时，欧洲战争充其量就是争霸战争。然而，波兰被瓜分后，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三大强国接壤了，失去缓冲了。从此，争霸战争成为统一战争的附属品，统一战争成为欧洲战争的本质形态。因此，更大规模的战争——洲际战争或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第一个梦想统一欧洲的是拿破仑，但他梦碎莫斯科；第二个是尼古拉二世，但他梦碎克里米亚；第三个是德皇威廉二世，但他梦碎“一战”。后来，希特勒也想统一欧洲，但他梦碎“二战”。历史经验表明，武力统一欧洲是不可行的，但欧洲统一是符合各国、各民族的利益的，最后和平统一成为主流，于是“欧盟”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一切都源于瓜分波兰。

本书由李泽厚的《漫说“西体中用”》、《再说“西体中用”》、《从辛亥革命谈起》等五篇内容、思想紧密相关的文章组成。关于中西学“体用”问题，中国学界知识界有过数次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漫说“西体中用”》一文正式介入，梳理了“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辨析历史经验，阐释他以现实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体”的重要观点。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李又以其他四篇短文，从中国近代历史，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补充发展如何在了解中国国情及传统的前提下，从哪些方面运用“西体中用”的观点。

诗人闻一多在《祈祷》一诗中有句：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唐德刚教授的《中国之惑》，就是最好的回答。

作者在中英两国原始档案和其他中外著述的基础上，以轻松流畅的笔调、严肃缜密的学术态度，从战前中英两国两百年的交往史、战争的爆发与经过，以及战后两国的谈判等方面，全景式展示真实的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提出或重新回答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问。
★本书以轻松的笔调，严肃的态度，带你回顾那段对民族命运影响深远的历史，提出或者重新回答这段历史中的诸多疑问，写普通人读得懂的真实历史。
★本书以中英两国档案资料以及中外相关著述为基础，在中英两百年的交往的大背景下，综合中外双方对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的不同观点，理智客观地解读中英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各种纠纷与冲突，全景式展示与历史教科书完全迥异的、不为人知的中英关系和鸦片战争。
★全书以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力图达成最大限度的阅读愉悦。同时，全书坚持学术的严肃和严谨，在各个重要的数据、细节甚至故事本身，绝不虚构任何环节，绝不想象历史情境，力求无一字无来历。
◎ 焦点推荐
鸦片战争，真的是“鸦片”的战争吗？它可不可能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茶叶”战争，或者“棉织品”战争？
鸦片到底是战争的诱因，还是战争的真正原因？战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战争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在战前两百年的交往史上，是什么导致了中英之间冲突不断？
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可以，怎么避免？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鸦片到底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英国与中国，到底谁该为鸦片的大肆泛滥承担最大的责任？
鸦片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中英两百多年的贸易，到底呈现怎样一种态势，从最纯粹的贸易的角度上看，鸦片对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
林则徐到底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一个鲁莽、轻率和自大自傲的人？
林则徐的禁烟方式正确吗？他没收外国商人鸦片的行为恰当吗？作为他的对立方，英国要求鸦片赔偿合理吗？他的禁烟达到目的了吗？
英国人真的害怕林则徐吗？这场战争天朝有可能打赢吗？失败到底是必然，还是因为皇帝胆怯和软弱，罢黜了坚决主战的林则徐、邓廷桢，或者是因为主和派大臣们的屈膝投降，甚至，仅仅是因为将领们的临阵脱逃？
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重大的不平等条款，到底是在枪炮的威逼之下，被英国侵略者强力掠夺，还是在和平安稳的谈判桌上，被天朝的官吏心情愉快地轻松奉献？到底是弱国无外交，还是落后无外交？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已经持续了整整两百年。只有回到两百多年的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这场战争，理解战前、战后的中英关系。
指责他人当然必要，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严格和理性的内省：在这场战争中，在中英两百年的交往中，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这些错误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如何看待这些错误？更为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还会继续犯错吗？我们还在继续犯错吗？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依据确凿的史料，严肃地探讨了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之间的广泛联系。作者是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人们关注的学者之一。他以中俄两国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朝鲜战争起源及中国参战问题作了缜密的思考和探讨，不仅颠覆了曾为人们所熟知的种种叙述与结论，也在一个更为深入的层次揭示了中苏同盟及中国入朝参战这两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