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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未名社科.译言堂)

编辑推荐 《与社会学同游》作者提醒我们,学习社会学一定不要丢掉人文关怀。本书生动地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带领读者在社会学的世界里畅游。 商品描述 社会学是一场游戏:既有轻松的一面,可供消遣;又是思想挑战,要求游戏者有一定的素养。在《与社会学同游》书中,彼得•伯格以如椽之笔和酣畅的文字带领我们神游社会学的庄严殿堂。在这趟旅途中,我们将紧随作者去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去体会社会学的多重视角,关照社会学的多重性质。几个突出的主题是:“人在社会”“社会在人”和“社会如戏”。这部权威学者的经典著作宛若浓缩而精美的靓汤,带给我们丰富的人文主义营养。 名人推荐 在现代社会学的180年历史中,大多数人将社会学视为一门欲与自然科学比肩而产生的实证科学。但从齐美尔和韦伯起,有关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思潮同样源远流长。作为现象学社会学创始人舒茨的学生,彼得•伯格有理由,也有信心通过对社会现实建构过程中主观意义的揭示,告诉我们与实证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数据、事实或有效性迥然不同的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性质。这种人文主义性质既体现在我们如何看(see)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也体现在这一学科所蕴含的道德诉求之中。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部堪称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作者一反教科书面面俱到的写法,择要描绘了社会学的主要议题,充满人文关怀和反思性,深入浅出而不乏洞见,使初学者在轻松阅读中看到社会学事业的宏观图景。 ——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描绘的社会学是一种能够把个人情趣与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专业智慧与常人关怀结合成一体的学科。社会学其实比一般人心中的形象更加精彩。作者所描述的社会学是那种能够发现人类行为的无比丰富性、能够在个中人不以为奇的现象中展现专业洞见的学问——这种学问会多一些人文情愫,少一些枯燥沉闷。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鹿苑长春

【“任何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里得到新的勇气。”】 【内容简介】 《鹿苑长春》由美国作家玛·金·罗琳斯创作于1938年,根据佛罗里达林区一位老人的童年回忆创作改编,发行后登上美国畅销书榜首并持续140周,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至今,在美国累计阅读量达到5.5亿。至今,该小说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133个国家出版,受到不同地域和文化人们的喜爱。在1946年被米高梅公司拍摄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和最佳摄影奖。 故事讲述美国南北战争后佛罗里达垦荒区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主人公巴克斯特一家生活在佛罗里达岛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狩猎生活,所处的自然美景中是一幅生动绚丽的丛林画卷,该作品后被誉为描绘少年时代的经典童年诗歌。然而,它却是一本全年龄段读本,书中透出的森林清新气息和舒缓节奏,与当代都市生活迥然不同。其中有惊险的狩猎、奇妙的自然景观、悠然的乡村美景,还有风趣幽默的人物对话,以及充满泥土气息的方言。书中人们为了生存这一简单目的,持有着最质朴的勇气和信念。 孩子们可以从书中读到激动人心的狩猎,看见原野林莽、飞鸟起落、狼踪熊迹、暴雨狂风,进入乔迪的世界,与他共度被爸爸精心呵护、无忧无虑的童年。成年人,尤其是经历过离合悲欢、人世艰难的人,都能从书中读出欢笑、甜蜜、惆怅和感伤。 【编辑推荐】 《鹿苑长春》是一部经典的动物文学与环境文学著作。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垦荒时代,讲述与父母生活在佛罗里达岛地的男孩乔迪与一岁小鹿间的故事。 爸爸在牧师家庭长大,正直善良,从不说谎,因经历战争后,厌倦了与人相处的世俗,带着妻子奥拉远离城镇,选择佛罗里达的巴克斯特岛地,过着狩猎农耕的生活。家中的生计依赖于自然选择,时常受到岛地周围野兽的威胁,尤其是经常出没偷食家畜的棕熊“大笨脚”。 因为自然环境的严酷,夫妻两人连续夭折了3个孩子,以至于乔迪诞生后,妈妈奥拉因为遭遇太多次失去,对儿子不抱有太多疼爱,也许是向现实的冷酷低头,看待事物抱有异常冷漠的清醒。爸爸彭尼从小在家中担起大梁,了解天真无邪的珍贵,反而给乔迪加倍的疼爱,试图延长乔迪无忧无虑的童年。在丛林里,有变幻的迷人风光,也有让人惊叹的动物奇观。乔迪一直喜欢听猎人讲在狩猎途中的奇遇,期待着自己与动物的亲近。 他跟着爸爸狩猎,追踪“大笨脚”,爬在树上看鹿妈妈带着小鹿啃食树叶,与爸爸抓到罕见的白色浣熊、在克拉克莎草丛中钓鱼,遇到高鸣鹤跳沙龙舞;他跟着巴克.福利斯特在月光下的玉米地里猎狐,去松树干掏蜂蜜;与好友“草翅膀”喂养小浣熊、欧洲灰雀,一起看西班牙人后裔穿过古栈道,一起数天上米诺鱼般的星星……生活就像他给自己在灰岩坑水塘边造的小水车,随着时间的流水,悠然转动,奏出欢快的乐章,似乎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然而乔迪作为独子,在偏远岛地,一直是孤寂的。他希望能像爸爸彭尼一样拥有只对自己忠诚的宠物。因为口粮不足,妈妈却一直拒绝驯养动物。直到有一天,在乔迪跟随爸爸追踪走失家猪的途中,遭遇危机,也遇到了那头刚出生不久的小鹿…… 故事讲失去,也讲成长;讲孤独,也讲爱与宽容。每个人也许会从中找到真挚的共鸣,遗憾和怅惘,但更多的是,是勇气。 【名人推荐】 “谈到近人的作品,说「不朽」总彷佛还太早,然而《鹿苑长春》在近代文学上的地位已经奠定了。《鹿苑长春》里面出现的动物比人多──鹿、响尾蛇、八字脚的老熊、牛、马、猪──像一个动物园,但是里面的人物,尤其是那男孩子乔迪,是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 那孩子失去了他最心爱的东西,使他受到很深的刺激,然而他从此就坚强起来,长大成人了。我们仔细回味,就可以觉得这不止于是一个孩子的故事,任何人遇到挫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里得到新的勇气。 这故事具有真正的悲剧的因素──无法避免,也不可挽回。书中对于儿童心理有非常深入的描写,可以帮助做父母的人了解自己的子女。写父爱也发掘到人性的深处。 它是健康的,向上的,但也许它最动人的地方是与东方的心情特别接近的一种淡淡的哀愁。最后的两段更是充满了一种难堪的怅惘,我译到这里的时候,甚至于译完之后重抄一遍,抄到这里的时候,也都是像第一次读到一样地觉得非常感动,眼睛湿润起来。我相信许多读者一定也有同感。” ——张爱玲 【媒体推荐】 在罗琳斯女士之前,还没有谁创造出如此栩栩如生且亲近读者的一系列形象,其亲密的感情感染人,不禁令人产生共鸣。 ——纽约时报 “Never before has Mrs. Rawlings created a set of characters who are so close and real to the reader, whose intimate life one can share without the taint of unconscious patronage." (The New York Times) 惊心动魄的探险和令人怅惘的人性元素……这是一部不愧于普利策奖桂冠的经典作品,故事质朴的语言和四季变化下的生态智慧,都给予这本书一种独特而难忘的气质。而画家N.C.韦思也以温暖、柔和的插图,恰到好处地捕捉到那个垦荒时代的粗莽和淳美。 ——亚马逊网站 “Heart-stopping adventure and heart-wrenching human element…. This is a classic well worth its Pulitzer Prize. Earthy dialect and homespun wisdom season the story, giving it a unique and unforgettable flavor, and N.C. Wyeth's warm, soft illustrations capture an era of rough subsistence and sweet survival.” (Amazon.com)

美国精神的封闭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哈尔罗杰历险记”套书14本

《哈尔罗杰历险记》以哈尔和罗杰两兄弟为贯穿整套丛书的主人公,每本书讲述一次探险活动,如追捕偷猎匪徒保护野生动物、考察大堡礁、猎捕某些珍奇动物等等。在这套丛书中,普赖斯塑造了哈尔、罗杰这两位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他希望青少年都能成为哈尔、罗杰那样的人:学识渊博,体魄健壮,正直、勇敢,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他在书中大声疾呼:要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不要把它们斩尽杀绝;他谴责人类中的某些分子的凶残、自私、狠毒,在他看来,这些人远远不如大森林中那些四条腿的野兽;他热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爱。整套丛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家正直、乐观的精神,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哈尔罗杰历险记典藏全集》是最新改版的《哈尔罗杰历险记》丛书的14本盒装。《哈尔罗杰历险记》(14本)曾经的几个版本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这套丛书是畅销了数十年的经典作品,几代人珍藏心底的记忆。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次引进出版,全力打造,重现经典作品,唤起不少读者儿时的记忆。如果你想重拾儿时的记忆,如果你要重温经典,如果你想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孩子,请重拾这套曾让几代青少年荡涤心灵的作品。全新改版 最新修订 典藏全集 经典重现

专家之死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大量的信息,这使得人们在自恋的和误导性的知识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今天,所有的人通过WebMD(美国健康医疗服务网站)和维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个普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和医生、外交官一样的知识。所有的声音,即使是最荒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虑,而对立的态度则被认为是精英主义。 本书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作者认为,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2017年美国大选后,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本书为西方民主在信息时代能否稳固和长存敲响了警钟。 ---------------------- 【编辑推荐】 1. 一位专家写给其他专家和非专家的话 尼科尔斯曾任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参议院前助理,也是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其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并举的专家生平中,他对专家的长处和弊端,以及反对专家的呼声,都了若指掌,并在本书中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生动、风趣的描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剖判:专家固然有所不知,但普通人绝非无所不知。 2. 在知识大爆炸/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聊聊专家和专业知识为什么是必需的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社会的“大数据”至上和数字媒体的“人性化”设计——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代社会的人们似乎个个都是“高知”。但是,未经鉴别的网络信息与真正的知识能否等同?高等教育文凭与理性思考能力是否一致?在一种自大、自恋、自我中心的盲目狂妄中,人们拒绝专业知识的获取,拒绝理性判断和行为能力的提升;在一种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心态中,社会面临着涣散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尼科尔斯的忠告是:专家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能力——这是健康社会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前提。 3. 对自欺欺人的“反智主义”传统的辛辣批评:再接再厉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大PK 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反智主义”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其渊源和影响。《专家之死》拓展了对“反智主义”这一主题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深了对这一主题的阐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所谓知识精英和平民大众的对立,无论在生活还是政治层面,都需要被辩证看待,不能盲目地是此非彼。 4. 国外专家、媒体郑重推荐 ★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伯利赞为“一本睿智、及时而又新颖的书,树立了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典范”。 ★《纽约时报》评论“一部及时而有益的书,提供了一种总体观念”。 ★《科克斯书评》评论“对于日益紧迫问题的一种锐利剖析”。 5. “见识丛书”系列,精美装帧,个性化设计 封面字体完美呈现了在网络虚拟化和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专家如何“被宣判”死亡,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

越南

許多世紀以來,越南人本身既是殖民者,又是其他殖民者的犧牲品。越南的國家版圖時而擴張,時而縮水,有時分裂,有時消失,而且這一切遠非他們所能掌控。儘管一再面對龐大的壓力,越南存活下來,創建了亞洲最特出、最複雜的文化。 近年來,隨著造訪這個獨特國度的人越來越多,對一本重要史冊的需求也不斷升高:我們需要有一本書,讓外界人士了解過去的統治者、叛亂者、僧侶與殖民者在越南留下的歷史痕跡。 高夏的新作《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充分滿足了這項需求。根據他對中南半島投入畢生研究的心得,所寫的這本書既能隨時保有越南「圈內人」的省思,在觀念上又不失與越南「圈外人」的聯繫。一波又一波來自中國、法國、日本或美國的入侵者最後都被越南人逐退,我們也見到越南人本身為這一切付出的可怕代價。由於冷戰期間最曠日持久的一場衝突戰就發生在越南,許多年來,為了宣傳,越南的過去一直遭到扭曲、操控。或許直到今天,我們才終於能從一種真正歷史的角度,對造成現代越南的事件進行觀察。 高夏運用越南文、法文與英文資料完成這項最新的研究。《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既有越南史的宏觀描述,又包容許多世紀以來詮釋越南層層面面的各種野史、傳說、歧見、文化與人物,無疑是一本卓越而重要的巨著。

自我的挣扎

《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内容简介:霍妮继阿德勒及荣格之后,与亚历山大、苏利文及弗洛姆等其他学者并称为“新弗洛伊德派”。他们搁置弗洛伊德的“性”和“原欲”的观念,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详细叙述了神经官能症者的发展倾向,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病态方面的临床或理论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涉及人类的欲望、动力或探求完美的宗教教条。霍妮继阿德勒及荣格之后,与亚历山大、苏利文及弗洛姆等其他学者并称为“新弗洛伊德派”。他们搁置弗洛伊德的“性”和“原欲”的观念,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 《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详细叙述了神经官能症者的发展倾向,它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病态方面的临床或理论的研究兴趣。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涉及人类的欲望、动力或探求完美的宗教教条。 霍妮亦排除弗洛伊德的原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构造组织的想法,而提倡真我、实我和理想自我等组合的人性发展。依她的看法,对精神官能症患者的治疗而言,应瓦解对其人格发展有阻碍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并在实我里找出真我而抒发其个性成长的有能,这才是精神分析的精髓。 《自我的挣扎:神经官能症与人性的发展》不只介绍关于精神官能症的知识,并探讨正常人的人性发展过程。因此,对对探究人性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这的确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

爱心树

从前有一棵树,他非常疼爱一个小男孩。 男孩每天都会跑来,收集她的叶子,把叶子编成皇冠,扮演森林里的国王。男孩会爬上树干,吃吃果子,抓着树枝荡荡秋千。他们会一起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睡在树荫下。 男孩非常喜欢这棵树。树因此很快乐。 日子一天天过去,男孩长大了,他离开了树,树常常感到孤单。 有一天男孩来到树下,树说:“来啊,孩子,来,爬上我的树干,吃吃甜果,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在我的树荫下玩耍吧!”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要爬树和玩耍”,男孩说,“我要创天下,我要钱。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 “真抱歉”,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树果。孩子,拿我的果子到城里去卖,这样,你就会有钱,你就会快乐。” 于是,男孩爬到树上,摘下他的果实,把他们通通带走了。 树很快乐。 男孩好久没有再来,树很伤心。 有一天,男孩会来了,树高兴得发抖,她说:“来啊,孩子,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快快乐乐地玩吧!” “我太忙了,没时间爬树”,男孩说,“我想要一间房子保暖,我还想要妻子和孩子。你能给我一间房子吗?” “我没有房子”,树说,“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这样你就会快乐了。” 于是男孩砍下了她的树枝,把树枝带走去盖了一间漂亮的房子。 树因此很快乐。 可是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所以当男孩又回来时,树非常快乐,快乐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来啊,孩子”,她轻轻地说,“过来,来玩啊!” “我又累又伤心,玩不动了”,男孩说,“我想要一条船,可以带我离开这里。你可以给我一艘船吗?“ “砍下我的树杆去造船吧!这样你就可以远航,你就会快乐。”树说。 于是男孩砍下她的树干,造了一条船,坐船走了。 树依然很快乐。 过了好久好久,男孩又回来了。 “我很抱歉,孩子”,树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果子也没了!” “我的牙齿咬不动果子了。”男孩说。 “我的树干没了,你不能爬树玩了。” “我四肢无力了,爬不动树了。”男孩说。 “我真希望我能给你些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了,我只剩下一根老树桩。我很抱歉。” “我现在要的不多,”男孩说,“只要一个安静的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很累很累。” “好啊!”树一边说,一边努力挺直身子,“正好啊,老树桩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啊,孩子,坐下来,坐下来休息呀。” 男孩坐了下来。树非常快乐,真的非常快乐……

美国宪政历程

本书的主体部分由三篇精彩的宪法论文与25个司法大案组成,一共28节。这三篇论文是《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和《美国宪政法治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三篇文章分别扼要论述了美国宪政中的英国因素、美国特征及平稳发展的原因。25个司法大案则主要包括:确立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引发内战的“斯科特案(1857)”、结束种族隔离的“布朗案(1954)”、导致总统下台的“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以及裁决总统选票的“布什诉戈尔案(2000)”。每个案例自成一节,既有生动的史实叙述,也有引人深思的法理分析。25个案例异彩纷呈,令人回味无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为本书作序。他在序中说:“本书并没有就法律谈法律,而是用生动的笔触,翔实的资料,描述了法治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根到开花的历程。联邦最高法院的25个故事所揭示的,是一以贯之而又不断发展的一种观念,一种精神。美国宪政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让读者去细细品味。”“要研究美国的任何一个侧面,都需要了解美国法律”。作者以对美国问题的敏锐眼光,积20年观察、研究之功力,将学术著作的准确性与通俗读物的可读性融为一体;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但能使历史学者了解美国历史的宪政之维,也能使法律学者明白任何一个重大案例都是历史的沉淀。 本书的附录部分除了收录《独立宣言》、《合众国宪法》、大法官任期表等一般内容外,还逐条罗列、并简介了写作过程中所用到的网络资源和参考书。另外,书中的前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和后记(一次愉快的精神之旅)也同样精彩。

地海巫師

牧童雀鷹天生擁有強大的魔法力量,卻無法明白魔法的真諦。為了更能發揮天賦,他前往巫師學院習藝;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他當眾施展超強的召喚術──卻鑄下大錯。夢魘緊追著他到冰天雪地、杳無人煙之處;有人覬覦他的力量,想誘惑他投入邪惡的懷抱。他能彌補當年的過錯嗎? 當他啟程,他將步上從未有人完成的追尋之旅,直到海洋的盡頭…… 「點亮一盞燭光,便投出一道陰影。」 熟讀老子《道德經》,也深受人類學觀點影響的勒瑰恩,寫出了不同於一般魔法奇幻世界的「地海」,運用豐富的象徵寓意,優美恬澹的文學技藝,敘說了層次繁複的自我追尋之旅。《地海巫師》不只是一個血氣少年蛻變為成熟英雄的成長故事,更有民俗風土的厚度、自我存續的哲學思索、人與自然關係的世界視野。讀她的小說,你會恍然:奇幻的確比現實世界更為真實──因為她的奇幻不是為滿足自我投射而存在的虛空世界,而是紮根於真實人心所醞釀出的深切體悟。 得獎記錄: .1969年波士頓全球號角書獎 .1979年路易斯.卡洛書架獎 .中國時報2002年開卷年度好書 .地海六部曲其餘得獎紀錄:1971年紐伯瑞銀帶獎、1972年美國國家書卷獎童書獎、1990年星雲小說獎、2002年軌跡獎最佳選集與最佳中篇小說、世界奇幻獎。 名人、媒體推薦: 娥蘇拉.勒瑰恩是我最喜歡的女作家之一。──村上春樹 想像力豐富,風格上乘,超越托爾金,更遠勝多麗絲.萊辛。勒瑰恩在當代奇幻與科幻文學界中,實已樹立無人可及的範例。──哈洛.卜倫 娥蘇拉.勒瑰恩在這部優異的三部曲中創造了龍與魔法的「地海世界」,已然取代托爾金的「中土」,成為異世界冒險的最佳場所。──倫敦週日時報 一如所有偉大的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創造的幻想世界重建了我們自身,是放了心靈。──波士頓全球報 她的人物複雜,令人難忘;文筆以堅韌優雅著稱。──時代雜誌 勒瑰恩是科幻小說界的重量級作家之一,她的這部作品同時具有經典及入門的意義,值得細細品讀。──廖咸浩(台大外文系教授) 同樣寫巫師、談法術、論人性,看「哈利波特」乃知其然,而讀「地海」則知其所以然。「地海六部曲」情節緊湊,意喻深玄悠遠,搓揉東方哲思,兼及譯文流暢,讀來彷入武俠之境,令人沈陷迴盪。二十世紀美國青少年幻想小說經典作品,你不能擦身而過。──劉鳳芯(中興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關於事物的精確真言,必同步投影出其所未言。勒瑰恩透過地海世界的傳奇言說,投影出榮格與道家的思想神髓,引領我們重新思考自然、想像、年齡與個體轉化的形變過程。當代讀者的冥思之海中,將因地海傳奇而重塑勇氣、正義的形象,感受語言魔力與俗民神話的力量。──龔卓軍(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 美國圖書館協會推薦好書、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2000年奇幻文學必讀榜首 本書特色 重讀《地海巫師》,每一次都有深深的感觸。這個少年為什麼召來黑影,為什麼無法克制自己的傲氣,為什麼要經歷如此巨大的挫折磨難,最後又如何圓滿了自己……每一段過程都在召喚自己對自我、對他人、對這世界的種種體會,彷彿自己正呼吸著地海的氣息,地海又其實是真實生命中事事物物。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诗歌和文学批评1940年-1995年》对涵盖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涉及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阔范围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者在作品集近三十年来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因此即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讲话,也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保持的连续性发言。叙述部分在书中战友了很大比例,使《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诗歌和文学批评1940年-1995年》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又有了磅礴的气势。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也与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论述。美国文学材料的扩大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作品以前曾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材料扩大的同时,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面言,都在急剧增长。《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学术和批评事业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阴影中的军队:黑水公司和他的平民勇士

请暂且放下对“黑水公司”的种种印象,本书将通过真实的内幕揭露,以全新视角审视9•11后反恐战争中的孰是孰非。 颇具争议的黑水公司是当今时代最具神秘色彩的公司。它始建于1997年,其创始人是前海豹突击队员埃里克•普林斯,公司不仅雇佣特种部队退役老兵,对具有军事战斗技能的平民也敞开大门。随着黑水公司的日益强大,政府对其越来越依赖,黑水公司雇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共完成近10万项任务。对布什、奥巴马政府来说,黑水公司是其执政不可或缺的助手。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经典的成功创业的故事,但与其辉煌成就并存的还有灰色黯淡的另一个事实:黑水公司已经被全世界妖魔化了。在那些失实的新闻报道和文学描写中,黑水公司的雇员被描述成唯利是图的雇佣兵、残酷好战的暴徒,甚至更糟。 由于黑水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中情局曾签署保密协议,即使公司的对手恶意传播不利于公司的负面信息,普林斯也必须保持缄默。但时至今日,随着黑水不复存在,他终于可以客观地向公众展示真实的黑水以及它的兴衰起落。 在《阴影中的军队》一书中,普林斯详细介绍了黑水公司。他在书中阐述了创建公司的初衷只是想为军方和执法机构建立一个精英培训中心,谈到了公司在9•11之后的经营范围发生怎样的转变,也谈到了他本人尊重美军,但却质疑军方高层的领导力。同时,他还对早在黑水公司出现之前,军方与高效率的私营军事任务承包商之间的合作情况予以了披露。 总而言之,普林斯在书中对有关黑水公司的不实传说予以了回击,对他当年被迫禁声,无法出面澄清的事件传言给予了正面纠正,为那些反恐战争中的无名英雄挽回了声誉。 本书文字质朴,内容真实,叙述客观,情节感人。作者敢于直面真相,直面事实,即使是个人生活中的痛苦经历也未加雕琢,原样呈现,坦诚地将一个真实的黑水公之于众。 黑水公司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 1 保护美国总统驻伊拉克特使保罗•布雷默; 2 为北约针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提供训练; 3 为中情局联系阿富汗反对派“北方联盟”领导人提供军事情报; 4 为美军“捕食者”无人机轰炸基地组织首领提供帮助; 5 在布什总统掷鞋事件中担任保安; 6 因国防部的阻挠,错过了利比亚大使和巴基斯坦著名反对派领袖贝•布托夫人的保护行动,二人相继被害; 7 费卢杰事件中,四名黑水公司雇员在伊拉克被害,第一次被媒体关注; 8 尼苏尔广场枪击案,保护美国国际开发署驻伊拉克行动官; 9 成功救出被伊拉克反政府军围困的记者; 10 在被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市维持秩序,在加利福尼亚州大火中救灾。

娱乐至死

内容简介: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 编辑推荐: 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20年经典畅销作品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 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 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 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 ---------------------------------------------------- 媒体及专家评论: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在书中的交互作用俯拾即是。《娱乐至死》是一本优秀的、令人不安的、引发思考的书,而且我敢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它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尽管过了20年,但它比任何书都贴近时下。 ——蒂姆•查理斯(Tim Challies,Discerningreader.com) 《娱乐至死》在帮助我们看清(电视)屏幕里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在这一点上,它是最优秀的。那种画面,即便没有“文化灭亡”的末日预言,也足够阴郁了。 ——沃尔特·古德曼(Walter Goodman,《纽约时报》) 娱乐时代的当头一棒,尼尔·波兹曼的深刻预见。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陈丹青 波兹曼在媒体研究领域是一位巨人,地位仅次于马歇尔·麦克卢汉。 ——安吉拉·佩妮,《抨击杂志》 波兹曼极具说服力地调动了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麦克卢汉理论以及常识,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且颇具独创性的论题。 ——维克托·纳瓦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尼尔·波兹曼的逝世给公共话语带来了某些寂静。一位博学的批评者,一位严谨的反对者,一位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沉默了。回顾他令人惊叹的事业,你会发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都是一连串问题……他希望你去思考,字母表是如何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印刷媒体给宗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是如何创造了童年的,为何对标准的测试意味着对学校系统的激进反思。 ——彼得·卡瓦纳,《环球邮报》 作家、媒体批评家尼尔 ·波兹曼的去世并未得到应有的(新闻媒体的)重视。但这一点也没有让波兹曼吃惊。我们时代媒体批评领域最伟大的书之一《娱乐至死》是他写的……波兹曼比任何人都了解,电视无可挽回地改变了辩论的本质,娱乐如今在政界占至高地位。 ——吉姆·本宁,alternet.org 尼尔·波兹曼是一位传承伟大纽约传统的不可思议的讲述者……正如他说的故事一样,尼尔·波兹曼投入了一生来让我们停下来……他是一个和蔼谦恭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但是他的确告诉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直至肺癌让他永远消声。 ——约翰·齐默尔曼,《纽约邮报》 我时常想起萧伯纳著名的诗句,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依靠不理智的人。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不理智的,兰斯是不理智的,尼尔也是不理智的。因为这样,所有美好的事才发生了。 ——保罗·莱文森,美国作家、福特汉姆大学教授 波兹曼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约二十本书和众多的采访和文章中展现了他的思想和他的优雅。这些作品都值得阅读和深入思考,有意或无意间你会将你读到的说给他人听。波兹曼是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后来他长成了擅长表达的义愤填膺的教育者和社会消费者。 ——迈克尔·寇姆夫,《学院季刊》 波兹曼的每本书都是一本小册子,一本装了封皮的随笔:《童年的消逝》讽刺美国文化的幼稚化;《娱乐至死》讽刺娱乐业,以及娱乐业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姿态,他在公众环境中的表现,以及他伟大的天赋——极好的幽默,实质是一个开化人类在一个野蛮世纪进行的尝试,之后成了一个开化人在电视文化中的尝试。 ——杰伊·罗森,纽约大学教授 在波兹曼的书中,隐喻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体现。我们设立“尼尔 ·波兹曼隐喻奖”有两个目的:奖励一位纯熟使用隐喻的有天分的作者;纪念并推广波兹曼的作品,以及印刷思想。 ——锐透基金会 一本有才华、有力量、有分量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就我看来,他让人无法反驳。 ——乔纳森·亚德利, 《华盛顿邮报》 有些书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而事实上很少有人去读的。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于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的分析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锐利洞见,这种洞见深入了到技术塑形思想与文化的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方各面的琐碎化。 ——“潮起潮落” 出版于 1985年的《娱乐至死》是一本令人振奋的充满争议的书,它审视了电视对我们生活——更具体地说,是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害处……本书有太多值得推荐的地方。它引发了许多思考,更让我们看到,电视是如何以某些方式侵蚀我们的公共话语甚至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概念的。 ——谢默斯·斯威尼,social affairs unit.org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周国平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刘擎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展江

外星屠异

《外星屠异》以丰沛的感情和博大的胸怀展现了各智慧生命种族之间和解与融合的漫长历程,是一部充满深刻思想的难得之作。自科幻小说诞生以来,这一类型小说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不论两者的关系到底如何,,从整体来讲,双方的相互轻视却从来没有消除过。好在有小沃尔特·M·米勒这样的作家,正是他们,用自己的杰作在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之间织起了一条必不可少的、相互认同的纽带。   作为《死者代言人》的续集,《外星屠异》继续给予“安德”系列小说的核心命题——智慧生命种族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极大关注,其情节更为曲折,冲突更为激烈极端,思想也更为深刻。   在这本大部头小说里,《死者代言人》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持续恶化,而新问题也接踵而来:受命摧毁卢西塔尼亚星的舰队拦截不住;“简”也被星级议会用宗教所控制的居住在道星上的智商极高的“超人”所发现,面临被杀的命运;猪族不甘被星际议会屠杀,勾结虫族制造飞船计划逃亡,少数猪族部落甚至开始杀害人类;人类愤怒地袭击猪族,拳头却落在了和人类很友善的猪族部落头上;当年独霸地球的“霸主”彼得也复活了,他的野心更加膨胀……一切都是那么糟糕,令人绝望,这一切连似乎无所不能的安德也独力难支了。   本书以极为丰富感情和博大的胸怀向大家展现了各智慧生命种族之间的和解与融合是怎样的漫长反复,艰难痛苦。在人类从前的里上上,民族仇杀流出的鲜血几乎灌满了历史的长河,在这本书里,奥森·斯科特·卡德为各种生命种族的理解和融合找出了一条避免冲突、摆脱历史宿命的阳关大道。

火星编年史

世纪之交,地球上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火星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 虽然前三批火星探险者都死于掌握神奇力量的火星人之手,但不屈不挠的人类终究还是得以在火星上安身立命。火星人销声匿迹,火星俨然成了另一个地球。 而地球老家上的矛盾日益加剧,毁灭性核战一触即发。定居火星的人类心怀故土,纷纷返回地球参战。地球和火星双双走向衰亡…… 在火星这巨大的“火红色”背景之上,十三个浪漫婉转的故事会聚成一部独特而神奇的火星编年史。布拉德伯里以诗人般清秀隽永的笔触,渲染出一幅盛极而衰的火星文明图景,读来让人不胜唏嘘。 《火星编年史》不仅是一部科幻小说,更是一部社会批判作品。布拉德伯里以极富创造性的想象力,给人以触及灵魂的震撼和冲击。 该书由一系列独立成章却又内在关联的短篇小说构成,讲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人类移民火星之后,火红色行星上发生的种种奇闻轶事。其中包含了布拉德伯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在各类科幻杂志上发表的十三则短篇作品,作者在一个个小故事之间穿插了承前启后的简短插曲,从而使看似松散的单个故事巧妙地编结在一起,由此串成了一部宏篇巨制。 在《火星编年史》中,布拉德伯里不仅将卓绝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用优美而富于诗意的笔调勾勒出如梦似幻的火星世界,并以舒缓沉静的节奏直抒胸中沉郁激愤的情怀。经年积蕴的文学功底让布拉德伯里宛如一个匠人,把红色行星上神秘、浪漫的故事雕琢成一粒粒莹润的串珠,而贯穿全文的插曲铺垫则像一条纤巧的银链,与辉映着柔光的明珠构成了这件绝世珍宝,令人赞叹不已,感慨良多。

感染

閱讀警語: 天黑後切勿單獨閱讀此書。 吃飽後切勿閱讀此書。 心臟病人嚴禁閱讀此書。 別怪我們沒警告過你…… 一開始是鮮豔橘色的小水泡,出現在派瑞‧達西先生身上的七個地點。橘色的小水泡很快變成藍色的三角形,長在皮膚底下。 身體上出現這東西之後,整個世界都改變了。 藍色三角形具有高度的傳染性。它們會改變人體內的賀爾蒙分泌,使人體內充滿怪異的神經傳導物質,會讓人走路不穩、極度暴躁、具有高度攻擊性。 三角形呈深藍色,閃耀著微微的光澤,但這也許是血液的反光,而非真正的顏色。三角的表面並不平滑,反而糾結、扭曲……邪惡,像是暴露在地面的盤蜛樹根,又像一堆雜亂無章的鋼纜。 被感染的人越來越多,暴力事件節節高昇,鮮血漫溢、爆炸四起、殘殺不絕。奉派出來調查此案的疾病管制局專家瑪格莉特每次找到被感染者的屍體,往往發現所有的組織已經化成一灘屍水。這個社會正在快速瓦解中。瑪格莉特必須立刻找到一個活體受感者,解開這個謎團。 在另一方面,被寄宿的派瑞‧達西知道,他必須除掉自己身上的藍色三角形。他是個失意的橄欖球員,力大無窮,感覺到自己體內的暴躁因子開始控制著他,迫使他必須見血而後快,在殘暴中得到滿足。 誰能拯救這個世界? 美國Rogue Pictures取得該片攝製權,目前正在拍片中。

发条女孩

2009 年《时代杂志》年度十大小说 2009 年《出版人周刊》(Publisher Weekly)年度科奇幻类推荐小说 2009 年《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年度科奇幻类推荐小说 2009 年《轨迹杂志》(Locus)年度科奇幻类推荐小说 2009 年 Barnes & Noble 书店年度最佳科奇幻小说第二名 2009 年星云奖(Nebula Award)最佳科奇幻小说得主 2010 年雨果奖(Hugo Award)最佳科奇幻小说得主 2010 年轨迹奖(Locus Award)最佳新人科幻小说得主 2010 年约翰.坎贝尔纪念奖(John W. Campbell Memorial Award)得主 2010 年康普顿.库克奖(Compton Crook Award)得主 2010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参考及读者服务学会」(Reference and User Services Association)书单推荐最佳科幻小说 2010 年科奇幻评论网站 SF Site年度读者票选第二名 2011 年英国科幻协会奖(BSFA Award)最佳科幻小说入围 2012 年日本星云奖海外最佳长篇小说得主 近未来的世界,石化资源近于枯竭,以石油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分崩离析,人类社会进入了严酷的后石化时代。在这个时代,生物资源是最宝贵的财富,为庞大的粮食公司、种子公司所垄断。凭借它们掌握的基因修改技术,这些跨国集团获得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在此之后,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和无止境的贪婪又让这些所谓卡路里巨头肆意滥用手中的技术。结果就是,基因修改生物几乎破坏了全世界的生态系统。 本书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泰国。由于偏僻的地理环境,这个不起眼的小国得以保持其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势,侥幸逃过了灭国的劫难。王室和政府仍能维持统治,而且貌似强硬,以此抗衡对此地生物资源垂涎欲滴的跨国公司。政府与公司、公司与公司、国民与外来难民,几方勉强形成了脆弱的平衡。 谁都没有想到,打破平衡的竟然是一个沦为玩物的基因修改人。这个“发条女孩”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大班、一个忍辱负重的难民、一个来历可疑的执法官员,在这个国家掀起了惊涛骇浪。

猫鼠游戏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疯狂的,有些人还顺便逼疯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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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时,小弗兰克父母离异,15岁,他从父亲那骗了3400美元,此后这一数字迅速攀升。在21岁前,他伪装了六年飞行员、一年医生、九个月律师 、三个月大学教授;骗了250万美元、250架次飞行、160万公里、N个姑娘……
他成为FBI历史上最年轻的通缉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诈骗艺术家,也造就了一个世纪以来最疯狂、最可爱的世纪成长故事。
当他想洗手退隐时,却发现自己就像在飞快的转盘上,骑着失控的旋转木马不停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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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1名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迄今为止评分最高的电影原著。
◆一个天才成长为疯子,又从疯子回归天才的疯狂成长故事。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联袂主创的同名电影。
◆影史TOP250经典电影原著小说
◆烂番茄影评网96%好评度◆IMDb、豆瓣电影全球千万读者满分好评
◆电影感动了一个时代的观众,而小说影响了一个世纪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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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巴格内尔非常伟大,就像所有伟大演员一样,他天生就是一个演员。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2.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不是看他花哨的犯罪,而且他如何将你拉进他的犯罪里,让你变成共犯。——《娱乐周刊》
3.一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吸引你的书。——《西海岸图书评论》
4.难以抗拒!让人觉得当前盗窃犯罪就在我们身边。——《休斯顿纪事报》
5.无论读者是否认可他的犯罪,都会被他的犯罪弄得不断大笑,并为之喝彩。 ——《夏洛茨维尔进展报》
6.这本书让读者感受到了真实,就像阿巴格内尔自己在述说,如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考尔菲德。——美国Goodreads读者评论
7.阿巴格内尔的故事是如此有趣和吸引人,让你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他有趣的一点是,往往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为了一个颇为滑稽的结果。这本书非常棒,没有一刻的放松,没有无聊的情节,有些部分是非常杰出的。——美国亚马逊读者评论

进入盛夏之门

本小说讲述了家用机器人的专利发明者佩特受骗后,利用冷藏休眠和时空跃迁“科技”,挫败了骗子们的计谋,维护专利权益的“故事”。  时间旅行无疑是科幻领域最让人着迷又最让人迷惑的永恒话题之一。关于时间旅行的理论,最重要的是怎么自圆其说,避免“时间悖论”,并且不落俗套。海因莱因的确是个故事高手,整个称得上故事滴水不漏。目前可以解释得较为圆满的时间理论之一:历史已经注定,如果回到过去干预历史,所作所为正恰恰促成了历史——是谓“宿命论”;之二:我们回到过去,的确已经改变了历史,但那只是众多平行发展的宇宙中的一个,未被改变历史仍在另外的宇宙中发展着——是谓“平行宇宙论”。现在这些理论不算新奇,不过想到本书乃是956年的作品,作者的超前性就可见一斑了。前者目前更为被接受,但是在很多作品中运用此理论时往往会有意在前边做下许多铺垫,但却经常过于明显,以致很容易就让人猜出结局。而海因莱因处理得相当巧妙,前边不着痕迹,似有似无,让人疑云丛生,后边又巧妙地画完了整个圆。尤其出彩的地方是关于怎么回到过去的处理。一般低俗点儿的就是找个“野博士”,高雅点儿的又得扯出一套一套的,生硬无趣。而海因莱因立足在了中间领域。哈伯特·特威彻博士/教授,掌握了最美妙的技术,却被困在军方的军事秘密之下。作为科学家,成果的不到公布承认,只能放在政治家的柜子里,实在是哑巴吃黄连。主人公丹正是抓住了这点,用不算太正经的激将法,在无奈地刺激了老科学家本已受伤的心后[最后主人公也算作了汇报],的最终使自己达到了返回过去的目的。

有闲阶级论

本书是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的首部著作,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作者通过研究制度的起源,观察社会上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上层阶级的有闲特权与消费特征,来探讨制度与经济现象之间微妙的关系。书中对社会现象、消费行为、人类心理的剖析鞭辟入里,说明了习惯、文化和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同时又从有闲阶级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讽刺作家。 ——《时代》杂志 ◎ 在大萧条那样的黯淡岁月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智地对待当时的社会制度,而凡勃伦却是例外。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家、原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 凡勃伦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摆脱环境的微妙钳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 ——威斯雷•米歇尔(经济学家) ◎ 自内战以来,在学术成就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刘易斯•芒福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 《有闲阶级论》对于经济的研究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饰、运动、家居装修到工业、商业、学术、教育、阶级、宗教信仰……凡勃伦犀利的目光、独特的视角,即使在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同样令人震撼。 ——玛莎•班塔(美国加州大学特聘教授、原美国研究协会会长) ◎ 这本书,部分是经济学,部分是社会学,部分是历史,还有部分是文化人类学。 ——理查德•帕克(传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