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李泽厚的《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和《中国文化的符号源头》，通过比较和梳理源头，阐述“文化心理结构”即“情”与“理”之关系、比例、结构；这结构并非外层的制度、语言、礼俗、理论，而是这些文化融化积淀在人的心理深层的一些特征和问题。

本书所收李泽厚的《说儒学四期》、《略论现代新儒家》、《为儒学的未来把脉》等五篇紧密相关的文章，梳理了现代新儒家的渊源、各个不同的特点和学理本质，针对牟宗三、杜维明的“儒学三期说”，阐发“四期”的观点，即反对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来代表和统领儒家哲学，并提出儒学生命力所在和未来走向。

本书由李泽厚的《漫说“西体中用”》、《再说“西体中用”》、《从辛亥革命谈起》等五篇内容、思想紧密相关的文章组成。关于中西学“体用”问题，中国学界知识界有过数次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李泽厚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漫说“西体中用”》一文正式介入，梳理了“中体西用”的由来和演化，辨析历史经验，阐释他以现实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体”的重要观点。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李又以其他四篇短文，从中国近代历史，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补充发展如何在了解中国国情及传统的前提下，从哪些方面运用“西体中用”的观点。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本书所收《论巫史传统》《“说巫史传统”补》和《说儒法互用》，专题论述了“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是如何源起、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及如何构成我们传统的基本文化范畴。这些相互关联、发展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