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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的封闭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本书是1753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 卢梭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比他同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百科全书派人物,更富有激进性。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卢梭此书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同是18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经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产生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确立的唯一基础上的。人在未开化的自然状态中,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当人们力求生活完善化,争取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时,人类则既在进步,又在退步,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这个顶点同时就将成为转向新的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这种新的平等,按照卢梭的看法,是更高级的、基于社会公约的平等。这些思想是可贵的。但卢梭的这些可贵的民主思想和辩证思想始终是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本书的写作,就是他隐避森林深处沉思默想之所得。 本书1755年出版后,很快就有了两种德文译本。1756年和1761年又有了两种英文译本。1770年有了俄文译本。在我国,直到解放以后才有了两种译本。一是1957年吴绪译,三联书店出版,自1959年改由本馆出版的本子。这个本子是根据191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卢梭政治著作集》译出。另一是1958年李常山译,东林校,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本子,译名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个本子是根据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勒赛克尔评注的版本译出,其中除了评注以外,还收有勒赛克尔所撰《让-雅克·卢梭》一文,对卢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有较详细的介绍。1962年,我馆商得法律出版社的同意,借用该社原纸型予以重印发行,并于1982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于李常山译本因故不再出版,我们特约请李平沤先生重译此书。 李平沤译本是根据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5年本译出,书名按照法文原名译作“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正文后面附有卢梭针对伏尔泰、费罗波里斯和一位博物学家对他这本书的批评所作的回答。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潜流》共分4编:外交编、全球编、冲突编和理论编,前三编分别针对《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提出批评,最后一编讨论如何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该书汇集了李慎之、马立诚、秦晖、朱学勤、刘军宁等众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针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观点,都堪称经典之作。以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为例,该文“一石激成千层浪”,引起极大争议。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从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关于‘对日新思维’的大辩论,在改革开放以降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文化热’可以媲美。与‘非典’一样,‘新思维’是2003年的关键词。”……如果说以前都是张扬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书籍首先挑起话题,那这次,另一行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预料,这将再次跳起关于民族主义的大争论。
该书对爱国主义的分类、民主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与主权等众说纷纭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称之为每一个爱国者的必读书并不过分。著名历史学家笑蜀在评价该书的时候说:“在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喧嚣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实质内容的空洞。因为喧嚣热闹,所以裹挟众多;因为内容空洞,所以茫然无措,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盲人瞎马的危险前景。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戳穿了热闹背后的空洞。”《青年参考》主笔黄章晋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看到了真问题――开放时代的民族认同、全球竞争中的国家利益,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仇恨、封闭与保守复古。”著名网络作家王小山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爱国主义不应成为丑陋行为的遮羞布,民族主义也不是流氓的避难所,该醒醒了!”

谁统治美国?

• 《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的作者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G.威廉•多姆霍夫。本书1967年首次出版,至今已经重版至第七版,多个历史版本都曾是当时的著名畅销书。 • 本书在美国具有相当的经典性和权威性,经常被指定为社会学教科书,是读者全面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和美国21世纪头10年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窗口。 • 本书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从而发展出一套既从组织维度出发,又强调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在精英研究中自成一派。尽管多年来围绕本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几乎所有从事“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本书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 本书旨在反对美国上层阶级的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多姆霍夫指出,一个权力精英阶层通过对智库、基金会、委员会和学术部门的支持来掌控美国的权力。此外,他认为,权力精英们通过公开的权威而不是隐蔽的影响来控制各种机构。 • 访问本书网站www.whorulesamerica.net,获得进一步了解。 那么,究竟是谁在统治美国? 统治整个联邦和统治地方的是同一群人吗? 他们是否像阴谋家一样在幕后进行秘密操纵? 民主选举究竟有没有用? 社会学研究对于社会变革有何意义? 本书是考察美国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工具,它将阶级、组织以及制度视角有机结合,同时汇聚了诸多独特而新鲜的实证信息。而经过全面的修订,这一经典之作更记录了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前十二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 第七版特点 • 详细分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公司共同体中的保守派如何为里根政府的上台以及此后的收入不平等创造条件。 • 考察了竞选资金法律的演变过程及其对竞选的影响。 • 提供了与免税慈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有关的新信息,公司富豪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力图塑造公共政策。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經濟長久繁榮的關鍵,竟然是政治! 是要深化民主,或者向威權靠攏? 《槍炮、病菌與鋼鐵》後,最具啟發性與解釋力的經典之作 克拉克獎章得主,經濟學界最耀眼的新生代大師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致推薦 以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命運 為什麼有些國家十分富裕,有些國家卻異常貧困?為什麼窮國都集中在熱帶或下撒哈拉非洲,富國都在溫帶?帶來繁榮富裕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富裕的社會能夠一直繁榮下去嗎?一個社會的貧困與富裕,是如同《槍炮、病菌與鋼鐵》所說,受到風土與物種之類地理因素的影響呢?或是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也許是窮國的官員想不到好的政策? 作者的研究顯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這個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作者稱為廣納型制度,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作者稱為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 數千年的全球史也說明,制度可以往更具廣納性的方向移動,也可能會倒退回較具榨取性的狀態,淺層的民主也可能被綁架成為實質的權貴政治。 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廣納的方向前進,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作者將備受推崇的多年學術成果,化為架構完整順暢易讀的一般讀物。他們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幾乎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並提出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對於臺灣當前的內外處境,此書恰是幫助我們釐清方向的重要啟示。 基於十五年的原創研究,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列舉出許多精采的歷史證據,從羅馬帝國、馬雅城邦、中世紀的威尼斯、蘇聯、拉丁美洲、英國、歐洲、美國與非洲,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嶄新理論,非常貼近當前世界關心的重大課題: ◆中國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持續狂飆並超越西方國家? ◆美國的好日子是否已經到了盡頭?美國是否正從抵抗既得利益菁英擴大自己權力的良性循環,走向讓一小撮人更富有並掌控更多權力的惡性循環?反觀臺灣呢? ◆要幫助數十億貧困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最有效的方式是什麼?西方富國提供更高金額的人道援助?或是從本書作者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觀察當中找到可行方法?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將會改變你看待世界與理解世界的方式。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專文推薦 吳乃德(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孟奇(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馮勃翰(香港城市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推薦 有三個理由讓你愛上這本書:它是關於現代世界各國的所得差異,這或許是當前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它充滿許多迷人的故事,可以讓你在雞尾酒會上滔滔不絕,例如為什麼非洲的波札那發展迅速而獅子山共和國卻完全沒有。而且它非常好看。就像我一樣,你可能會拚著一次把它讀完,然後回頭一讀再讀。──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許久以前一個沒沒無聞的蘇格蘭哲學家寫了一本書,討論國家成功的原因以及國家失敗的原因。《國富論》直到今天還是受到廣泛閱讀。以同等的洞察力及同等的廣闊歷史視野,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為我們這個時代重新處理同一個問題。兩個世紀之後,我們的曾曾…曾子孫同樣也會閱讀《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為什麼外表相似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卻有如此大的差異?艾塞默魯與羅賓森對這個論辯主題做了重大貢獻。透過廣泛多樣的歷史例證,他們說明制度發展有時候基於偶然的因素,卻造成影響巨大的結果。社會的開放性及其允許創造性破壞的意願,以及法治,似乎對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亞羅(Kenneth J. Arrow),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作者以很有說服力的方式證明,國家只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擺脫貧窮,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制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系,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制度。他們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緊密關聯性,這種關聯性顯現在他們對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一項重大問題極為有力的研究中。──貝克(Gary S. Becker),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重要而有獨到見解的書,以眾多歷史例證證明廣納的政治制度能支援廣納的經濟制度,而這是國家持續繁榮的關鍵。本書檢視一些良性的政權如何創建並經歷良性循環,而惡性政權則經歷惡性循環。這是世人不應忽略的重要分析。──戴蒙德(Peter Diamond),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些認為國家的經濟命途取決於地理或文化的人來說,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帶來的是壞消息。決定國家會變成富國或窮國的主要因素是人所創建的制度,而非取決於地理或我們祖先的信仰。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綜合了從亞當斯密、諾斯(Douglass North)到更晚近的經濟史學者的實證研究,寫出這本引人入勝又順暢好讀的書。──弗格森(Niall Ferguson),《貨幣崛起》作者 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這兩位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發展專家,揭露了導致國家富裕或貧窮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疾病或文化,而是制度與政治。這本深入淺出的書充滿深刻的洞見,適合專家和一般讀者閱讀。──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 一本充滿睿智而且振奮人心的書──同時也敲響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警鐘。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建立了一套極有說服力的理論,涵蓋幾乎一切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事務。當國家設置對成長有利的政治制度時就會興起,當這些體系僵化或無能調整時,國家就會衰敗,而且往往差距極大。所有國家的有權有勢者,永遠會追求完全掌控政府,出於貪婪而阻礙整體社會進步。因此必須以有效的民主節制這些人,否則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走向衰敗。──江森(Simon Johnson),《13個銀行家》作者、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兩位全世界最傑出、最博學的經濟學家,挑戰一個最難解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貧窮、有些則富裕?本書對經濟學與政治史有著極深刻的認識,很可能是迄今對「制度很重要」的觀點最強而有力的論述。這是一本發人深省、充滿教育性,同時又令人著迷的書。──莫基爾(Joel Mokyr),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羅伯史卓茲人文社會與科學教授 兩位當代社會科學的巨人在這本深入淺出的著作中,引領我們輕鬆瀏覽四百年歷史,並帶給我們一個令人鼓舞而重要的訊息:自由讓世界富有。世界各地的暴君要顫抖了!──莫里斯(Ian Morris),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及古典學教授,《為什麼西方統治世界至今》作者 想像圍坐在桌邊聽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探討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與經濟史。想像他們把自己的思想融入一個前後一致的理論架構,這個架構建立在限制壓榨、鼓勵創造性破壞,和建立權力均享的強大政治制度上,然後你將開始明白這本睿智而引人入勝著作的貢獻。──佩吉(Scott E. Page),密西根大學及聖塔菲研究所 在這本內容驚人豐富的書中,艾塞默魯和羅賓森問了一個簡單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變富裕,有些國家則依舊貧窮?他們的答案也很簡單──因為政治體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本書最了不起的是它的文字爽快而明瞭,論述優雅並充滿歷史細節。此刻正當西方各國政府必須喚起政治意志以因應史無前例的債務危機,這是一本非讀不可的書。──平卡斯(Steven Pincus),耶魯大學歷史與國際及區域研究杜菲教授 「笨蛋,問題在政治!」這就是艾塞默魯和羅賓森簡單但說服力十足的解釋,說明了為什麼許多國家未能繁榮發展的原因。從斯圖亞特王朝到戰前的美國南方、從獅子山到哥倫比亞,這本權威的著作證明菁英如何制訂圖利自己的規則,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作者審慎地尋求悲觀者與樂觀者間的平衡,說明歷史和地理未必決定國家的命途。他們也記述了明智的經濟思想和政策若沒有根本的政治改革輔助,往往成效不大。──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 這不只是一本迷人而有趣的書,而且是真正重要的書。艾塞默魯和羅賓森高度原創的研究,闡明了經濟力量、政治和政策選擇如何共同演進並互相影響,以及制度如何影響此等演進,而這對瞭解社會與國家的成功與失敗極其重要。這些洞識在本書中以深入淺出、極吸引人的形式呈現。買這本書並開始閱讀的人會發現自己捨不得放下它。──史賓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這是一本迷人而且容易閱讀的書,專注於討論政治與經濟制度複雜的共同演進,包括往良性和惡性的方向發展。它巧妙地掌握政治與經濟行為的邏輯,以及或大或小的偶發歷史事件(在關鍵時期)造成的方向轉變之間的平衡。艾塞默魯和羅賓森提供了極其廣泛的歷史例證,說明此等轉變如何促成有利的制度、進步的創新,以及經濟成功,或者惡化成壓榨性的制度並終至崩潰或停滯。這些例子能讓人感到刺激,同時也勾起反思。──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隆重推荐 《论中国》作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本书写作推荐序 浓缩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四十年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对全球各国的观点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几乎每句话都堪称名言。 李光耀一讲话,各国总统、总理、外交官和企业首席执行官们都会洗耳恭听。他是新加坡的“国父” ,在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在50余年的世界舞台生涯中砥砺了智慧。他几乎是独当一面地领导了新加坡的转型,让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西方式的成功。 李光耀对东西方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尼克松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总统都非常欢迎他访问白宫;从撒切尔到布莱尔,历任英国首相都肯定他的智慧;从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到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蒂勒森,商业领袖们都对他的成就点头赞许。 对于中国的未来,李光耀认为“中国希望和美国平等共享这个世纪”。他肯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反复无常表示失望。他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继而讨论了印度的未来、伊斯兰恐怖主义、经济增长、地缘政治和全球化以及民主等话题。李光耀直言不讳,以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多元文化论、福利国家、教育以及自由市场的看法。

右派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等同于西方、西方等同于美国,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从文化上而言,美国在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另类”。美国“另类”在哪,这种“另类”所来何处,又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右派国家》对此做出了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解答。 ——刘瑜,著名学者 《右派国家》向我们介绍了形塑美国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以至于如今不论哪一党入主白宫,这个国家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 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的势力已推进到极为广泛的阵线。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这本书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人》杂志致力于对美国的研究,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右派必须深入它的核心,在智囊团、发言人、组织者和基层民众之中体会权力的流向。这两位敏锐的观察家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反传统与严格论证的作风,以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考据、公正的态度以及充满智慧的笔触对保守主义的全景做了纵深剖析。 《右派国家》分为“历史”“剖析”“预言”“例外”四部分,它即将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的政治运动。

苏联的心灵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可操作的民主

南塘村的意义超过乌坎,越过小岗村,它昭示着中国真正民主时代的来临。 自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至今,九十多年过去了,“民主”作为口号深入人心,但实际操作起来仍困难重重。大家好像都很懂民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 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了民主制衡的程序细节,体现的正是权利、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其核心原则,就是要“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总之,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让“民主”付诸行动、拥有可操作的策略与程序的可能性。 但在中国,议事规则的精英特质和中国农村的草根现实相去甚远,因此,议事规则能够最终走进基层,并在基层决策过程中起到作用,尽管它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能让民主真正由口号变为解决争端和分歧的有效实践活动,真正实现无权威状态下的平等自治。南塘实验的最大意义,在于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 什么样的问题才可以拿来讨论?——动议可行原则 总是“领导说了算”如何应对?——主持中立原则 有人不表态想当“老好人”怎么办?——弃权无效原则 老六(张立宪)、杨利川联袂推荐 精英与草根相结合,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变成可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行为方式。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孙中山(中国翻译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第一人) 中国人要民主要了上百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血的代价。假如民主有一天真的来临,我们该如何拥有呢?我们该如何行使手中的民主权利?我们又该如何尽到民主的义务?这个时代不可能截然地分为没有民主的黑夜和拥有民主的白昼,在夜与昼之间,如果我们不进行学习,未经培训,那么民主的曙光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 ——老六(张立宪) 人们都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民主可以获得吗? 这本书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发乎人情,顺乎常理,本来就在民间。 不过,民主也是技术活,它也需要学习和训练。民主的细节决定民主的真实,没有操作细节的民主往往意味着欺骗,可操作的民主才是民主的真正落实。 南塘合作社的村民们,正在证明着这个道理。 ——杨利川

天鹅绒监狱

◎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言说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 ◎在充满压制的国家中做一个创作者意味着什么? ◎是谁创造了这种“镣铐下的美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探讨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由一个天生爱唱反调的人以一种“御用作家之良心”的口吻所写。它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被“审阅”的文学和匈牙利艺术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极富洞见地描述了“镣铐下的美学”、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事实就是这样: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这一切并没有让我们的作品在审美意义上贫瘠乏味。艺术大厦就从这些国家设置的栅栏里拔地而起。我们巧妙地在艺术宅邸里改组家具。 我们学习在规训中生活,那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一部分,不久我们将变得渴望它,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创作。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媒体及学者评价】 别看这薄薄的一本书,它将会被众多美国研究生在他们严肃的论文中引述;它将会出现在社会学教授推荐的经典阅读清单上;它将成为中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欧的文化宝库里不能没有它。 ——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匈牙利作家 一部奇特又新颖的、关于后斯大林时代东欧艺术家处境的著作。 ——尼尔·阿舍森(Neal Ascherson),英国作家 这本尖锐的著作能使人多些明智,少些沮丧。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 当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日臻完美时,制度化的审查却变得过时了。哈拉兹蒂以令人不安的智慧分析了这一悖论。 ——李克曼(Simon Leys),比利时汉学家、作家 关于极权主义美学的一份绝妙的报告。 ——《卫报》 可以说,哈拉兹蒂是从米洛什《被禁锢的头脑》结束的地方开始写起。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事务》杂志 哈拉兹蒂赋予平淡的行文以诗意,这是只有诗人才做得到的。 ——《当代社会学》 在哈拉兹蒂的解说中,除了对政治和当下时事的关注,他还提出了一些有关理论趣味的问题。他或多或少地使我们意识到西方艺术的价值和实践背后那些尚未被我们意识到的设想。 ——《纽约时报书评》

潜流

《潜流》共分4编:外交编、全球编、冲突编和理论编,前三编分别针对《中国可以说不》、《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超限战》提出批评,最后一编讨论如何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该书汇集了李慎之、马立诚、秦晖、朱学勤、刘军宁等众多专家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针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观点,都堪称经典之作。以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为例,该文“一石激成千层浪”,引起极大争议。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从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关于‘对日新思维’的大辩论,在改革开放以降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文化热’可以媲美。与‘非典’一样,‘新思维’是2003年的关键词。”……如果说以前都是张扬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书籍首先挑起话题,那这次,另一行要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预料,这将再次跳起关于民族主义的大争论。 该书对爱国主义的分类、民主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与主权等众说纷纭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称之为每一个爱国者的必读书并不过分。著名历史学家笑蜀在评价该书的时候说:“在中国当代民族主义喧嚣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实质内容的空洞。因为喧嚣热闹,所以裹挟众多;因为内容空洞,所以茫然无措,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盲人瞎马的危险前景。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戳穿了热闹背后的空洞。”《青年参考》主笔黄章晋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看到了真问题――开放时代的民族认同、全球竞争中的国家利益,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仇恨、封闭与保守复古。”著名网络作家王小山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爱国主义不应成为丑陋行为的遮羞布,民族主义也不是流氓的避难所,该醒醒了!”

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套装共2册)

《大国的兴衰(上)》内容简介:《大国的兴衰》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上)》重点论述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米尔顿·迈耶,德裔美国犹太人,身份复杂的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二战时他曾是一名拒服兵役者。“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这个问题吸引他在战后旅居德国,并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他由此了解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也催生了这本极具影响的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是其主要受访者。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伟大的和平庸的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精辟地写道:德国对纳粹主义的积极性很明显就是“小人物变疯了”。 本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作为一名兼具德国血统和犹太信仰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记者,米尔顿·迈耶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秉承良心的公正与无情的诚实。正是这一点赋予本书强大的冲击力量。 ——沃尔特·L.多恩,《星期六评论》 德国问题再次成为了我们政治的核心。对其根本性的探讨,不会比这部著作更出色、更人道和更清晰洗练了。 ——奥古斯特·赫克舍,《纽约先驱论坛报》

论美国的民主

所有社会精英一直关注的话题读物 政府高官、决策者、企业家、知识阶层、大中学生的必备藏书 20年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之一 美国一流大学组织“常春藤联盟”指定必修读物 对民主制度和美国社会最深刻的剖析,揭示美国强盛之路的必经历程。 这本书,把民主制下已经显露和可能导致的恶果描述得入木三分。他以一种贵族的优越感平视着美国,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平静的分析各项制度的成因、得失,可能的演变。他的每句话都通俗易懂,从常识出发,但得出的结论表面在说美国,实则在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    ——戴西(英国著名政治学教授) 《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问世于法国,是研究美国民主的最经典著作。这部作品刚刚出版就受到普遍好评,也使年仅25岁的作者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本书先后在英、美、德、荷、匈、意、西班牙、瑞典、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它也是一本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里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的观点。他还在这部著作里做出了一些极为著名而且后来果真应验的预测。这些预测的一次次应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其实,无论是精彩的叙述还是深刻的思辨,都使《论美国的民主》成为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因为每一次阅读都能够给读者以新的感悟。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中国的外交辞令中,有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政治称谓,叫做“老朋友”。这个称谓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此后,西哈努克亲王、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斯诺等来自123个国家的至少601位外国人,都曾被叫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最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用来称呼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友谊的外国人。随着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个称谓的含义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那些向革命伸出援手的人;1949年后,“老朋友”是同属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也正是他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那些曾经“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竟也摇身一变,开始盛产新的“老朋友”。 如今,随着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务实,“老朋友”们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他们的故事,却为我们重新审视那段风云变幻的年代,提供了最全面、最独特的视角。 翻开本书,看老朋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你会发现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称谓,奇妙地折射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大国政治的曲折历程。 媒体评论 起步于一篇独辟蹊径的新闻报道,作者继续在数据库这个信息富矿中掘采,终于完成了一段对历史新的发现、新的叙述与独到的解读。 此书给媒体人的启示:数据库里有价值重大的新闻,而完成这类深度报道的写作,需要有更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支持。 记者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更要成为信息的研究者。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徐泓 编辑推荐 ◆看西哈努克亲王、斯诺、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等来自123个国家的至少601位老朋友“你方唱罢我登场”。 ◆了解中国外交政策与大国政治演变的历史必然。 ◆最有趣的外交史料!最真实的政治秘闻!最犀利的事实观点! ◆源自《人民日报》数据库的最完全统计! ◆他们有的一直是朋友。有的本来是朋友,却突然形同陌路;有的本来是对手,后来却成了朋友。 ◆翻开本书,通过“老朋友”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称谓,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大国政治的曲折历程。

治大国

1. 关注思想家在各种流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探讨古人对正义问题的纷纭复杂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认识。 3. 正义问题在抽象思辨中的逻辑终点及其在古代社会里的复杂呈现。 4. 延续了对自洽性正义规则的否定,揭示在古人的观念里其实已经具备这样的否定精神。 5. 探讨古人所面临的伦理上的两难困境。 亲情与国法孰先孰后;法律面前是否应该人人平等;法律条文是否应该向全社会公开;特权制度是否应该受到道德表彰;敌人阵营里的起义者是否应该受到我们的热情接纳;一切的侵略战争是否都是非正义的;在利益足够大的时候,见利忘义是否才是惟一合乎道德的选择……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必要,然而古人的深思熟虑往往能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在我们认真听过他们的理由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些看似荒诞的理由之中确实饱含着真知灼见。 作者学贯中西古今、论述充满智慧与思辨,同时没有丝毫的晦涩难懂,相反,即便是最普通的读者也能看懂全书、并且为其真知灼见拍案叫绝,作者深知古人的观念的确与现代人隔阂太大,必须先从观念上懂得他们,然后才能够妥当地理解他们的言谈与举止,憧憬与顾虑,乃至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读者来说,定能从中体会到智慧与思辨的趣味;而在思想界,它更是一本奇书,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把握与剖析,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思想发展有深远启示。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隆重推荐 《论中国》作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本书写作推荐序 浓缩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四十年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对全球各国的观点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几乎每句话都堪称名言。 李光耀一讲话,各国总统、总理、外交官和企业首席执行官们都会洗耳恭听。他是新加坡的“国父” ,在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在50余年的世界舞台生涯中砥砺了智慧。他几乎是独当一面地领导了新加坡的转型,让新加坡的经济取得了西方式的成功。 李光耀对东西方的地缘政治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尼克松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总统都非常欢迎他访问白宫;从撒切尔到布莱尔,历任英国首相都肯定他的智慧;从新闻集团创始人默多克到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蒂勒森,商业领袖们都对他的成就点头赞许。 对于中国的未来,李光耀认为“中国希望和美国平等共享这个世纪”。他肯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对美国政治体系的反复无常表示失望。他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继而讨论了印度的未来、伊斯兰恐怖主义、经济增长、地缘政治和全球化以及民主等话题。李光耀直言不讳,以直白的语言表达了对多元文化论、福利国家、教育以及自由市场的看法。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最新力作,总结多年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之思想成果 ★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求解中国人的正义诉求与幸福生活来源 ★附赠作者亲绘课程配套全彩“心智地图集” 在无神的社会里,正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它如此重要,以致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每一个人或绝大多 数人是否感觉幸福。我这部讲义,不仅是“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而且是关于中国人怎样可以生活得更美好的讲义。也因此,这部讲义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长期探讨的最近一次总结。——汪丁丁 本书以汪丁丁教授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在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同时,作者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与未来变革方向的探索之中。

右派国家

《右派国家》向我们介绍了形塑美国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以至于如今不论哪一党入主白宫,这个国家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的势力已推进到极为广泛的阵线。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这本书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人》杂志致力于对美国的研究,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右派必须深入它的核心,在智囊团、发言人、组织者和基层民众之中体会权力的流向。这两位敏锐的观察家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反传统与严格论证的作风,以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考据、公正的态度以及充满智慧的笔触对保守主义的全景做了纵深剖析。 《右派国家》分为“历史”“剖析”“预言”“例外”四部分,它即将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