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陈寅恪评此书，赞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本书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许多观点(如名家应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公孙龙之“离坚白”两派；二程思想不同，分别为心学、理学之先驱；又如程朱异同，陆王异同，朱王异同；等等)，均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小书馆》系列丛书，收入20世纪初以来绝版或者版本稀少、至今仍有很高文化价值的文史作品。名为“小”，意味着篇幅小，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可获得一方面的知识精粹；即便是大论题，也会找小的切入口，具体而微，从小处着眼谈大问题，使阅读饶有趣味。
本系列拟出版100多种，首辑收入十本。
《中国哲学小史》乃冯友兰的一本小书，言简意赅，把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浓缩得可以一口吞”。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上泰山一般的人物，本书实可谓“大家小书”。正文后附有两篇长文。一篇是其女宗璞谈其身世，一篇是著名的冯友兰思想研究者钟肇鹏谈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使得该书也成为全面了解冯友兰思想与人生的特殊小传。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内容简介：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 　　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作者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多年来，这部专著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