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余英时先生于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此奖项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先生，请余先生畅谈学术与人生，内容颇丰。前面两篇曾先后在《明报》发表，第三篇是应中华书局要求，为本书做的专访。附录两篇，之一是刘梦溪先生访问余先生的《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之二是余先生自撰《我走过的路》。这两篇对深入了解余先生生平与学术都非常有益。

《余英时作品系列•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共收文字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发表在大陆之外的出版物上，而以往大陆出版的余先生文集中从未收录。这六篇文字包括：《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1975）、《吴君火狮行谊》（1986）、《追忆费景汉先生》（1996）、《悼念邢慕寰教授》（1999）、《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2002）、《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2011）。为方便读者阅读，《余英时作品系列•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不但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余先生所回忆的这些师友的生平，同时还配上了不少珍贵的图片。例如，钱穆与杨联陞的一张合影，就是余先生亲自提供，而以往从未公开的。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2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方以智晚节考》，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本书是余英时文集的历史人物考辨，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对考证结果的诠释也颇为独到，文中不忘记述考证过程中误入的歧途和走过的弯路，从行文可以看出本书的务实。

本书是《余英时文集》的第七卷。内容涉及余英时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具体包括“到思维之路”、“文明论衡”和“文化评论”三大部分。本书各篇文字都是以整个文化中国为对象，作者所关怀的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前景，因而，文字中虽有关政治的部分，然其基本立场是文化的。文化中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所谓“中国情怀”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