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才能读懂近现代的中国 ☆长时段、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世史典范之作☆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弟子、著名汉学家易劳逸重新审视中国近世史的力作☆作者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历史》《历史学家》《亚洲》《经济史学刊》等媒体推荐好书读懂近世中国的“常”与“变”，读懂近现代的中国易劳逸是西方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毁灭的种子》(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流产的革命》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 《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所以作者说：“永远也不要再说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永恒停滞'的国家了。”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 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直至今天这些依然是中国人的显著国民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的常与变的分析与马克斯·韦伯、李约瑟、费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是一部了解中国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该书对模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各章节观点明晰，史料丰富。 ——《历史》对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人来说，该书是非常有益的资源……本书对1550—1949年近四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做了完美诠释，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且情况复杂的社会描绘了持续的图景。 ——《历史学家》作者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直接和明晰的探讨，成功地撰写了一本值得称道的书。该书不拘泥于成规，充满活力，让人受益匪浅。 ——《亚洲》《家族、土地与祖先》为以往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该项研究反映了美国学者及他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所在和新的研究趋势。 ——《经济史学刊》 本书突破以往西方学界强调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个世纪中国社会在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和精神信仰层面的巨变，呈现了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是了解16世纪以降中国社会变革的权威著作。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模塑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者运用大量史料，对中国社会复杂且深刻的变迁予以清晰的阐释，探讨了人口变化趋势、阶级结构变化，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和制造业与信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直以来备受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以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对话。 此外，作者还描绘了他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劳和懒散、进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这些自相矛盾的国民性，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

国内本有态度的历史年表，全书采用陈寅恪、王国维、吕思勉、钱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观点独特，分析透彻，发常人所未见，揭示难得勘破的历史规律。可谓是当今历史出版当中的难得佳作。　　除此之外，本书用年表贯穿全书，标明公元、朝代、帝王年号，系以历史事件，包括朝代兴衰、帝王更替、战役、改革、政争等，世界史大事夹杂其间直接与之对照。每个朝代的重要史实，标题清楚，叙事明白，与年表相呼应，方便查询，实为及其适合学生与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历史读物。 编年体和纪事体的完美结合　　国际*流行的年鉴派史学风格　　视觉直观，线索明确，中西对鉴，巨细无遗　　多所高校教师联合推荐

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显示和规划出未来方向的。 ——顾准 在一个全然封闭的意识形态铁桶里，能够抬起思想者的头颅，向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致敬并且表达其衷心向往，不啻叛逆，几近先知。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不仅以此标画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还籍此突破了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不再受制于欧洲的左翼思潮，而是直承古希腊史学家和思想家的自由精神。 ——李劼 有几人能超出此种由中国宫廷史知识背景熏陶出来的认识惯性，像顾准这样破壁而出，将此与一个更为悠远阔大的历史运动相联，上溯柏拉图，下抵斯大林，上下两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穷根极底的大范围搜索？ ——朱学勤 在“十年动乱”期间，顾准先生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用十年的时间彻底地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作品，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等不少较长的历史研究杰作，同时也写了大量的读史笔记。顾准先生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显示和规划出未来方向的。”可见他在读历史时所抱有的拳拳之心和赤子情怀。而无论是他所怀抱的感情，还是他所写就的历史，在今日都值得人们一读再读。

成功改造的旧警察 | 身败名裂的团支书 | 提心吊胆的大夫 | 疗养院里的“反革命” 自甘“堕落”的青年教师 | 爱讲怪话的文化教员 | “搞关系”的业务员 | “特嫌”缠身的技师 本书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人生经历，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此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它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衷微的因素，而王朝更替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人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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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以下称《史纲》）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的著 作。此书有如下优点： 首先是文字生动，语言优美，富于文采，引人入胜。其次，在 章节安排上富于创造。全书以“世纪”分章，以问题分节，给人以 明快的感觉。这种明快来于作者使史事的时间变得比较醒目，而 分节的问题又多把握得比较适当。第三，在史料运用上也有独到 之处。这就是既忠于史实，又不受史书具体叙述的限制，是充分 理解史料精神实质后的一种创造性的表述。读其文，多少容易使 人联想到徐志摩译宋词。这样，处处显示了作者对史料的深入钻 研，和运用史料的高度技巧。第四，作者列了大量表格，简明扼要 地列举史事，既避免了繁冗的叙述，使史事显得明瞭，又大大增 加了史事的含量，使内容显得丰富。第五，每章最后设“东西方世 界”一节，可使人们对当时的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有一个概 略的了解，使人感到真正是从天空从其他星球上看中国历史，而 不是只从中国从地球上看中国历史。这既给人一种新鲜感，又给 人一种整体史观。这对读者是十分有益的。读者会明白，不限于 只从中国看中国历史，是多么重要。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若要取 得大的进步，对整个世界史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

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编辑推荐： 作为一个学过历史的文科生，我对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事儿并不陌生。即便如此，在阅读李定一教授的《中华史纲》时，我仍感到异常新鲜、惊喜连连。 李定一在自序中说希望能撰写一部“一般人都能够阅读，而且愿意读下去的中国史书”。他做到了这一点。 二十岁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二十七岁在英国跟随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阅读西方史书，李定一对于西方史书深入浅出的撰写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准备三十余年，近七十岁提笔撰写《中华史纲》时，力求“人人易懂”。 他运用的语言很简洁，且有一种典雅的质感；叙述历史的方式颇似司马迁，精炼而犀利，常常只用几百字，便将一个王朝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择要勾勒，或将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平、多面复杂的个性传神道出。如此一来，即使是熟悉的历史，经由他的叙述，也变得别有味道。 与动辄好几册的其他中国通史类图书不同，《中华史纲》篇幅适当，能让读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国历史”。虽为史纲，又“简得其当”，详略有致。 冯友兰曾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史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几千年的历史讲述得详略有致，需要著者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对史实做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经因为某人或某事应该配置在何处而久思不决，甚至打麻将时也想着这件事。虽是笑谈，可见其用功之深。 “一般人都能够阅读”，通俗加好看即可；“愿意读下去”，则非有打动读者的独到见解不可。《中华史纲》深深吸引我，并使我反复阅读的，便是遍布全书的独到见解：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两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六国的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王莽是顺应民意登上帝位的而不是篡汉；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修建大运河，而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失败；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而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清代朴学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李定一不是为故意吸引眼球而发哗众取众之论，也没有借用西方某种最新理论，做看似新颖实则牵强附会的分析。他不过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缚，解除人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他从独特的角度发他人所未能发之议论，于平常处见大功力。如从洪水对全球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论汉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秉持大格局的历史观高屋建瓴，历史事件的意义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完全不一样。 客观、理性，是《中华史纲》的书写特点。他写《中华史纲》，其叙述之客观，令人尊敬，也令人赞佩。尊敬他不偏不倚，即使在论述中外之事时，也不因民族立场而做狂妄自大之论；赞佩他面对人与事的纷繁枝叶，总能条分缕析，把握重点又兼顾全面，不似他人顾此失彼。 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历史人物的个性和作为复杂多变。当别人纠结于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用“好”与“坏”的道德概念去进行简单评价时，李定一只是客观、理性地将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与偏颇的争论相比，展现历史的全貌更为重要。 李定一的书写是丰富而有温度的。他不仅写王朝更替、制度变迁，也写百姓生活。他说殷（商）人有吃狗肉的习惯，祀典中通常都有犬；又说唐代人生活很奢侈，一场喜酒，“动辄万计”。 有人说李定一是抱着一颗阅历丰富的心来写《中华史纲》，这实在是精辟之论。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古稀老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自有其老辣之处。如他从人性的角度，对后汉外戚与宦官权力斗争的深刻分析就令人叹服。“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通过他犀利的分析，我们读懂了人性，读深了历史。 读《中华史纲》，培养和锻炼的是看待历史和思考历史的思维，如因果思维、现场思维、本质思维，等等。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事件、人物，而是因果沿袭的积累，吕后是文景之治的奠基者，北魏近百年的均田制奠定了隋繁荣的基础；只有站在历史现场的角度，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对西汉人崇信“五德终始说”有所了解，我们便能认识到王莽代汉在当时是顺应民意的行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汉武帝以布衣为丞相，并非在于破格用贤才，而是不满政治上丞相总揽天下庶政的传统……在不知不觉中，你对历史的认知更为深刻，你看待历史的眼光，比别人更智慧。 最后，关于如何阅读《中华史纲》，我有两个小小的建议。一是不易读得太快。读得太快，只会看到熟悉的历史，却错过了作者散落在各处的精辟论断。二是正如一首好曲子会有一段前奏，《中华史纲》也有几章的铺垫。性急的读者，可以从《第五章：“中华世界”的创始》开始阅读，直接体会更多的精彩。

分五部分，首卷记述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以及怀来迎驾，随扈太原，以及由西安回京等经过，其间对一些政变要闻、宫延内幕、权臣间钩心斗争记录甚详。甓园居士刘治襄根据吴永口述记录整理成书，后曾被译成英、德、日诸园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