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世说新语笺疏

[笺疏】 〔一〕 嘉锡案:国于天地,必有兴立。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未有无礼义,去廉耻,而能保国长世者。自曹操求不仁不孝之人,而节义衰;自司马昭保持阮籍,而礼法废。波靡不返,举国成风,纪纲名教,荡焉无存。以驯致五胡之乱,不惟亡国,且几亡种族矣。君子见微而知着,读世说任诞之篇,亦千古之殷鉴也。文选四十九干宝晋纪总论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又曰:“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由。”又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贵游子弟,多祖述于阮籍,同禽兽为通。”抱朴子外篇刺骄篇曰:“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着之妖怪也。”戴叔鸾即后汉逸民传之戴良,见后 “阮籍当葬母”条。 全晋文三十五应詹上疏陈便宜曰:“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望白署空,显以台衡之望;寻文谨案,目以兰薰之器。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1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一〕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二〕晋阳秋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 【笺疏】 〔一〕 程炎震云:“阮以汉建安十五年庚寅生,山以建安二十年乙未生,少阮五岁。嵇以魏黄初四年癸卯生,少阮十三岁。王戎以魏青龙二年甲寅生,盖于七人中最后死也。沈约七贤论曰:‘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 〔二〕 程炎震云:“文选卷二十一五君咏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河内向秀友善,游于竹林。’水经注卷九清水篇曰:‘长泉水出白鹿山,东南伏流,迳十三里,重源浚发于邓城西北,世亦谓之重泉也。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嵇公故居,时有遗竹”也。’御览一百八十引述征记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时有遗竹也。’”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晚年所作的笔记小说集,全书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他有意模仿亚宋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雍容淡雅,天趣盎然","隽思妙语,时足解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每脱稿一种,即被亲朋好友竞相传抄,展转刻印,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神怪小说,亦称神魔小说,是古代文化“志怪”传统在明清小说领域的酣满再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即将它作为明中叶后小说的两大主潮之一。神怪小说本质上是娱性文化的产物,而其所隶属于的中国文化整体却带有理性文化的特征,“互相容爱”,便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在人世的生活空间中,加上一维神怪的空间;将超自然的神性,与社会化的人性巧妙地融合为一;驰骋无限制的想像,寄托理想和愿望,表达爱憎哀乐的思想与感情:这一切正是神怪小说特具的优势,也是其风靡城乡、深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明清长篇神怪小说的代表作品,除《西游记》(该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外,首推《封神演义》和《镜花缘》,而《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则是短篇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

孽海花

《孽海花》名列 世紀百強 第 32。作者曾樸,曾樸筆名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光緒三十年,與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創立小說林書社,開始長篇小說《孽海花》的創作,小說開頭六回由金松岑(金天翮)執筆,但金松岑不擅長寫小說,後來曾樸接手續成,原本酌定全書六十回,曾樸只花了三個月,一口氣寫了二十回,但在三十五回寫完。《孽海花》故事場景廣闊,除了中國本土之外,還遠及德國、俄羅斯等國。當時俄國想吞噬中國東北,外交大臣洪鈞出使俄國時,出賣國家利益,為言官所劾。本部小說的主角即是以洪鈞與賽金花(傅彩雲)為出發點。八國聯軍入北京,清廷西逃熱河,命李鴻章與洋人議和,但因德國堅持慈禧太后以命抵命,和議遂陷入困頓。李鴻章求助於賽金花,向與賽金花有舊交情的聯軍統帥瓦德西疏通,終使辛丑條約的簽定問題順利解決。 全書寫了二百多個人物,從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到達官名流,到下層社會的妓女、小廝、小偷,直至德國的交際場,風靡一時,形成「賽金花熱」。《負暄絮語》說:「近來新撰小說,風起雲湧,無慮千百種,固自不乏佳構。而才情縱逸,寓意深遠者,以《孽海花》為巨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其「結構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為清末之譴責小說之一。

七侠五义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

《七侠五义》: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