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真正的智慧

上帝赐予我安静，让我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上帝也赐予我勇气，让我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事物；上帝还赐予我智慧，让我去分辨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

人类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我们能交谈，会推理，能跳舞，会唱歌。我们不仅能讨论政治与司法，而且还能通过努力改善自身和我们的整个物种。我们既会学习数学和物理，也会创造发明、接受教育、吟诗填词。在这些方面，没有其他哪个物种能有资格与我们相提并论。

然而，人类每次超出其他物种的进步并不都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语言体系和深思熟虑的推理能力给人类带来了文化和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但我们的大脑——虽然在10亿年前就从猿人祖先那儿进化出来了——却被甩在了后面。我们身上的大部分遗传物质进化出来的时间不但先于语言体系以及明晰的推理能力，而且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智能生物出现之前。于是，大量粗制滥造的东西就这样保留下来了。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人类在认知结构上存在的缺陷，包括：确认偏误、心理影响、心理定格、不合时宜的自我控制、沉思反刍循环、聚焦错觉、动机性推理、错误的记忆，此外还有走神发呆、语言表达存在歧义，以及易于罹患精神障碍。我们的记忆系统采用的是背景关联驱动，因而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需求。我们的自控系统则令人绝望地几近分裂。我们祖传的反射系统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我们更为现代的慎思系统却不能摆脱该古老系统给它施加的影响。在我们讨论的每个领域，不管是记忆、信念，还是选择、语言以及快乐，我们都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逐层叠加技术而形成的人类大脑，其表现远不够理想。这些人类心理特点，没有哪一项出自一个聪明睿智的设计师之手；相反，只有将其看成进化的产物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此提供的论点，只是传统理论的一部分而已。古尔德（Gould）关于历史残迹的概念是我撰写本书的一个重要灵感来源。不过这种观念还得追溯到达尔文身上，他在传奇巨著《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列举了一打人类“毫无用处，或基本无用”的特征——体毛、智齿以及退化成尾骨的尾椎骨。这些自然界中出现的离奇现象是达尔文论点中不可或缺的佐证材料。

然而，关于人类大脑所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却很少在涉及进化的讨论中被人提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猜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简单而直接：我们中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想让别人产生人类认知能力居然还不完善的想法，这或许因为这样就和我们持有的信念（或痴心妄想）发生了冲突，或许是担心这样会让我们觉得人类身为万物之灵的光环褪去，从而魅力消失。后面这个观点在试图描述人类行为特点的科学领域中一枝独秀、异军突起。我们的举止越是顽固地偏离理性，那些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就越是难以用简洁的方程组来概括我们的行为模式。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神创论（creationism）的大行其道，还包括神创论的最新变种——智创论（intelligent design）。几乎没有其他哪种理论像进化论这样，能够找到证据对其进行支持。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拒绝接受进化论。就任何科学家所熟悉的事实——从在当时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上日复一日辛勤收集到的资料［乔纳森·韦纳将其记载在他的精彩大作《雀喙之谜》（The Beak of the Finch）里面］，到后来才完成的关于基因组分子变化的详细资料——看来，这些人对进化论的继续抵制似乎显得有点荒谬。[1]由于这些抵制似乎主要来自那些难以接受“不经事先筹划也能产生有序结构”这种观点的人群，所以科学家们常常感到自己有必要强调一下进化的最佳作品——那些纯粹在偶然状态下就产生了有序结构的例子。

这种强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为何像进化这样一个盲目的过程也能产生如此美好绝妙的系统，但同时也让人们对于从进化缺陷中寻求启发的兴趣高涨。虽然欣赏大自然最杰出的作品固然不错，但人们若只是盯着这些最精彩的地方，就不会对其形成一个全面而均衡的整体印象。

不过，进化缺陷存在的价值可不仅仅是起到一个简单的平衡作用。从科学的角度观察，每个“克鲁机”都是一条引导我们认识过去的线索：哪儿出现了一种拙劣的解决方案，哪儿就能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大自然是如何将我们的大脑分层堆积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进化史就是一部逐层堆积技术的历史，而“克鲁机”现象的存在则有助于暴露这些技术分层的连接之处。

每种“克鲁机”现象的存在，也突显了神创论的根本错误所在。神创论认为：我们是出自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之手。神创论者可以顽固到底，但（不像进化的完美杰作那样，）进化缺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全知全能的工程师能够创造出一颗完美的眼球，但让我们设想这同一个工程师竟然会因一时走神而创造出一根不太成熟的脊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

这儿还涉及一个实用的方面：研究人的特性能给我们了解人类状况提供大量有用的深刻理解。正如人们在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上说的那样：能够承认，就是跨出了第一步。我们对自己的拙劣本性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采取相应的补救工作。

当我们审视这些缺陷，将其作为深刻见解之源时，就会首先意识到：不是每种缺陷都值得我们去修补的。我早就接受并习惯了计算器比我更擅长处理平方根的事实，因此，当世界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在国际象棋世界锦标赛上和电脑对手深蓝（Deep Blue）对弈时，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为他加油助威。即使计算机现在在国际象棋或其他棋类游戏上不能战胜我们，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约翰·亨利与机器人进行世纪赛跑是伟大的，但事后看来，却是一场人类注定会失败的行为。机器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最终将要）占有优势，我们不妨接受这一点。德国化学家厄恩斯特·费希尔（Ernst Fischer）曾陷入这样的沉思：“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完美高效，于是这就变得很清楚了——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身上存在不完美的地方。”一个由工程师设计出来的生物可能永远都不懂什么是爱，永远都学不会欣赏艺术或理解诗歌。以动物的理性来看，把时间花在创造和欣赏艺术上，还不如把其用来收集坚果，为过冬做好准备呢。而从我的角度来看，艺术是人类生活乐趣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就让我们写出朦胧的诗歌，用澎湃的激情和非理性思维创作歌曲和文学作品吧。

话虽如此，但并非涉及人类认知的每种怪癖都值得颂扬。诗歌虽然令人愉悦，但泥古不化（stereotyping）、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sm），是我们这个物种中普遍存在的易于偏执和抑郁的弱点体现。全盘接受我们固有的生物天性，就好比犯了“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把天生的东西和优秀的事物混为一谈。关于这方面的诀窍，显然就是梳理我们的认知特性，判断其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保留的，哪些是不需要我们理会的（甚至这样做了还值得我们拍手称快）。

例如：我们根本就不必担心日常对话中出现的模糊歧义，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利用语境和互动来弄明白对话伙伴的真实想法；我们也根本没必要去熟记我们认识的每个人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的记忆不擅长做这方面的工作（幸好现在我们有手机来帮我们保存电话号码）。我们的大脑在应付多数日常活动方面都显得绰绰有余。它基本上能让我们吃饱穿暖、自食其力、绕开障碍并远离伤害。虽然我非常羡慕普通家猫那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大脑和家猫的大脑进行交换。

但这并非意味着，作为思想者，我们就不能做得更好。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提出13条建议，每条都是建立在谨慎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

1.尽可能考虑有无其他可行的选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并没有养成以冷静而客观的方式考量证据的习惯。我们可以用来提高自己思考和推理能力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训练自己考虑有无其他可行的选项。即使简单到仅仅勉强自己列举出可行选项的做法，都能提高我们推理的可靠性。

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了“反向思维”（consider the opposite）这一朴素格言的重要意义；而其他一些研究则表明“虚拟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重要性——我们要仔细推敲还可能发生什么，或原本可以成为什么，而不是仅仅关心当前的态势。

我们对自己最关注的事物之外的其他想法和可能性，投入的关注越多越好。正如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的首任财政部长）所说：“我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曾经遇到一些人，他们似乎对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比我对任何一件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更有信心。”在做出正确抉择之前，我们往往需要把不会采取的途径和最终选用的途径都加以考虑才行。

2.重新界定问题。那块肥皂达到了99.4%的纯度还是具有0.6%的毒性？政治家、广告商甚至我们当地超市的员工们都习惯杜撰我们听到、看到和读到的一切信息。把每件事情都尽可能地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民和公民——的工作，就是必须始终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并对任何被问到的事情都养成再三思考的习惯。（我应当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理解为一种防止人们死于杀人凶医之手的方法，还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帮助人们死得有尊严的途径？我如果减少兼职工作的时间，是会缩减自己的收入，还是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们了呢？）如果能够换种思路考虑问题，那就不妨一试。背景关联记忆意味着我们总是得逆向思维：我们如何思考一个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内容，而我们的记忆内容又会影响我们能够得出的答案。因此，对每个问题尽量以不同方式提问，在避免这种偏差方面很管用。

3.始终牢记：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信不信由你，综观全美人口，你会发现他们鞋子的尺寸和他们的常识水平高度相关：鞋码大的人通常比鞋码小的人懂得更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买一双更大的鞋子就能让你变得更聪明，或者长着一双大脚就代表你的智力水平很高。这种相关关系，和其他许多相关关系一样，看起来似乎比它的本质更重要，这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把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的倾向。我所描述的这种相关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由此引出的自然推论——其中一个因素必然导致另一个因素的出现——则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脚最小的人（因此也穿最小的鞋）是才降临到我们星球的访客，即那些婴幼儿和蹒跚学步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是年龄很小的人类，还没有上过人生的第一堂课呢。我们一边成长一边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长（本身）能让我们学习。[2]

4.永远别忘了控制样本的大小。从医学研究到棒球成绩统计，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用来得出结论的数据规模。任何单一事件都可能是随机的，但同一模式的反复出现就不大可能是一个偶发事件了。从数学上考虑，样本数量越大，统计结果就越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平均来说，对2 000人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要比只对200人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更可信。看到有人在10场棒球比赛中击球率达到0.400（即40%的击球命中率）并不能代表他在包括162场比赛的整个赛季中也能达到0.400的击球命中率。

虽然这个事实如此醒目，但人们仍然很容易忘记去注意样本的大小。首次将这个规律表述为“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的人认为，这个规律是如此浅显明晰，“以至于最笨的人都能凭大自然赋予的某种本能而理解它”，但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忽略它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为数据模式寻找某种解释，面对一些小规模的样本（比如，几场棒球比赛的成绩或某天的股市波动情况），这样的样本反映出来的不过是随机因素的影响罢了。在最近10场棒球比赛中击出0.400的成绩的家伙是因为“他的球感真的很棒”，而（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而言）不是因为一个平时成绩只有0.300的击球手可能在短短几天当中，碰巧具有了打出0.400的成绩的水平。然而股市分析员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试图把每天的股市波动和一些特定新闻事实联系起来。“股市今日走高，是因为阿珂姆联邦公司发布的第四季度的业绩高于预期。”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听到某个分析师说“其实，今天的行情上涨很可能只是股市的随机波动而已”是在什么时候？

令人兴奋的是，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已经证明了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让普通人对大数定律更加敏感。

5.预知自己的冲动并事先约束。奥德修斯把自己绑在帆船的桅杆上，以此抵制海妖塞壬的诱惑。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得好好地向他学习。例如，我们可以把自己在酒足饭饱之后计划下周要买的食品杂货和我们在饥肠辘辘时到商店买的垃圾食物进行一个比较。如果我们事先就打定主意只买计划好的食品，那我们带回家的将是一篮子更健康的食物。前面提到的人们设立“圣诞节购物储蓄”，就是为了到时能够肆意购物而整整一年都不敢动用账面上的钱财。在一个“流动性为王”的时代，这种行为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然而，一旦考虑到人类在进化中存在的局限性，这种行为的出现又变得完全合情合理了。诱惑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最难抗拒，因此，如果我们对未来有所筹划，与总是冲动行事相比，会过得更好一些。所以，聪明人喜欢按部就班地工作。

6.别只是设定目标，要制订应变方案。在很多时候，人们都几乎不可能完成一个表达模糊的目标，如“我要减肥”或“我打算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写完这篇稿子”。并且，只是把目标表达得更详细［“我要把体重减少6磅（约2.7千克）”］也不能起到足够的效果。但是，心理学家彼得·葛尔韦泽（Peter Gollwitzer）的研究表明：要是给希望实现的目标制订细致的应变方案，采取“如果X，就Y”（“如果看见法式炸薯条，我就走开”）的形式，就能极大地提高成功的概率。

承认我们天生就存在“克鲁机”现象，有助于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后期才进化出来的慎思系统，由于是嫁接到具有反射特征的祖传系统上面的，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大脑的掌控能力；然而，我们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更古老的祖传反射系统。于是，细致的应变方案通过把抽象的目标转化成我们的祖传系统能够理解的形式（如果……就……是所有反射系统发挥作用的基础），从而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绕过大脑认知局限的方式。这样，由于我们掌握了大脑古老系统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实现工作目标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图像

7.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已经疲惫或心里还在考虑其他事情，就尽可能不去做重要决定。身心疲惫（或精神涣散）之时进行思考，这和醉酒之后开车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疲惫之后，我们更多是依赖我们的反射系统，而非慎思系统。我们精神涣散时也是这样。比如，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边让一个具有健康意识的消费者努力去记7位数字，一边让他在水果沙拉和巧克力蛋糕之间进行选择，他多半会选择巧克力蛋糕。如果我们只想凭情绪判断，也行；但如果我们想理性行事，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些胜利的先决条件”——而这就意味着，在做重要决定之时，我们需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并全神贯注。

8.随时在收益和代价之间进行权衡比较。这道理听起来连小孩都懂，然而实际上它并非大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想法。人们常常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种“预防”（prevention）心态，即强调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代价（如果我不去参加音乐会，就会浪费买门票的钱了），就是处于一种“促进”（promotion）心态，即强调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听音乐会太有意思了！谁会注意到我上午上班晚了一点呢）。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显然是权衡利弊，然而除非我们提高警惕，否则我们的性格和情绪往往会成为理性判断的绊脚石。

顺便说一下，我们得特别留意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无论何时，在进行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投资时，我们应当仔细考虑这笔钱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什么事情。一旦这笔钱用于投资这件事，就不能用来做另一件事情了，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经常被我们遗忘。例如，人们正在考虑从公共资金中抽出1亿美元用于新建棒球场的决定是否明智。当然，这1亿美元的投资很可能会带来利润，但很少有人考虑这笔款项其实还可以投资于其他项目（比如用来偿还债务减少将来支付的利息，或修建3所新的小学等），以及修建这样一个棒球场会牺牲其他什么样的赚钱机会。因为这些代价没有挂着明确的价格标签可以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往往被我们忽略掉了。在个人层面上，考虑机会成本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决定做哪件事情，比如去看电视，其实都是在占用原本可用于做其他事情的时间，比如做一顿美餐或陪孩子出去骑单车。

9.设想你的决定可能会被他人抽查。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要给自己做出的答案说明理由，他们就会比那些不做这方面准备的人们显得公正客观。当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时，我们往往会投入更大的认知精力，更详细周到地研究各种信息，并相应地做出更复杂的决策部署。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注意，我可不是在凭空捏造），如果在公共咖啡机上面放一张画着一双眼睛而不是一些花朵的海报，那么办公室员工在取咖啡时就可能会更自觉地主动付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海报上的眼睛让他们感到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0.和自己保持距离。佛教徒告诉我们：当下最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这么说完全没错。如果一辆失控的汽车正朝你冲过来，你会不顾一切地丢掉手里拿着的任何东西，全身心地只集中于当前目标，即立刻逃离汽车撞来的方向。但如果我想要以吃一块巧克力蛋糕作为这餐饭的完美落幕的话，那就得问自己：相对于我（保持健康）的长期目标而言，我是否对（满足自己对甜食的嗜好的）当前目标看得过重了？发电子邮件痛斥老板一顿会让你现在的情绪得以发泄并自我感觉良好，但很可能在下个星期你就会为此后悔不迭。

我们的大脑对于远近的考虑机制几乎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大脑而言）近，是明确具体的概念；而远，则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任何时候以抽象的概念来考虑问题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你还记得自己上次承诺的6个月之后要做的事情吗（比如，出席慈善活动或到孩子就读的学校去做义工）？在当时，你很可能看不出你的承诺对你有任何妨害，但随着兑现日期的逐渐临近，你会感觉它简直就像一个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问问自己，未来的我会对现在的这个决定产生什么感受？认识到我们的处理方式在此时此刻和将来会有所不同，并尽量平衡和利用好即时和远期两种思维模式，这对我们很有好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因为把选择完全建立在即时所想的基础上而深受其害。（在这方面，一个不错的结论就是：稍等片刻。如果等到明天你还想要这个东西，就证明它可能的确重要；如果你对它的渴望已经消失了，就说明它并非一种迫切的需求。）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行为通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消散，而要做出复杂的决定，则需要我们留出足够的时间仔细斟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1.要当心生动化、个性化和逸闻趣事。这是从前面“和自己保持距离”的原则中推导出的另一个必然结论，但它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前面章节中曾有一个例子：把看见曲奇饼给我们带来的诱惑和仅仅是口头得知曲奇饼给我们带来的诱惑进行比较。然而这方面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做的关于在校大学生和避孕套品牌的研究，它得出了一个经典结论，即“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我做的做”。在实验中，受试者得到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来自《消费者报告》上数据充分的结论，它推荐的是避孕套A；另一个则来自一则逸闻趣事（据说是另一个学生写的），它推荐的是避孕套B，理由是有人使用避孕套A在“嘿咻”过程中不慎破裂，从而让当事人极为焦虑，担心自己可能怀孕。几乎所有大学生原则上都认为《消费者报告》上的结论更可靠，并希望自己的朋友在挑选避孕套时不要受那个逸闻趣事的影响。但当问及他们自己的选择时，差不多有1/3（31%）的大学生仍然相信了那则生动的逸闻趣事，从而选择了避孕套B。我们的四足祖先可能不得不留意那些色彩鲜艳或表现异常的事物，但我们现在则有幸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并且我们也应当利用好这一优势，通过对客观且科学的事物加以特别关注来克服我们易受生动性影响的弱点。

12.挑选重点。我们做出的决策会让我们付出心理上，甚至身体上的昂贵代价，并且我们不可能等到自己掌握全部信息并拥有充足时间时，再对每种意外情况及其应变对策进行仔细考虑。因此在本章所列的这份清单中，我推荐的所有策略都是简单有效、容易上手的，但也请永远别忘了《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的故事：那只驴子虽然面临着两堆同样远近、同样诱人的干草，最后却活活饿死了。总之，请把你考虑得最认真仔细的决策留给最重要的事情。

13.尽量理性。这最后一条建议听起来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完全可以与世上最没有价值的股市箴言（“低买高卖”——在理论上完全正确，在实践中根本没用）相媲美。然而，提醒自己要理性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一无是处。

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关于信念那章所提到的一种被称为“必死无疑”（mortality salience）的现象：那些被引导去思索自己必死命运的人们，对其他族群人们的态度往往会变得更加严厉。而我们仅仅通过告诉他们要三思而后答，在回答时要“尽量理性并先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凭着“内在的反应”来进行回答）就能降低这方面的影响。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告诫自己要理性就能产生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自动启发自己在生活实践当中使用我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种种技巧（如考虑替代方案，或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仅仅告诉自己要理性可能还不够，但这样做的同时，再配合使用其他技巧，就能看到这方面的效果了。

上面的每条建议，都是基于对人类大脑局限性所做的实证研究而制定的。每条建议都针对大脑的某条具体缺陷，并且都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们消除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缺陷。

如果对人类大脑的优缺点及其细微差别有恰当的认识，我们不仅能有机会提升自身素质，而且还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比如，想想我们如今这套过时的教育体系，还是基于19世纪流传下来的教育理念的，过分强调死记硬背，这简直和工业革命以及狄更斯作品中那个严厉的校长葛擂梗先生（Mr. Gradgrind）[3]如出一辙。那位校长先生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我想要的是事实。给这些孩子们只教授事实……不要给他们灌输其他东西，把其他任何东西都从他们的脑子里清除出去。”但这种方式几乎没有起到教育应有的作用，即帮助孩子们学会自己掌握知识。我怀疑如此大量的记忆究竟是否有用，毕竟在一个有着谷歌搜索引擎的时代，让孩子们去记住各国首都的做法早已失去实际意义了。

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是一位领先的教育心理学家并推出了自己的专著《关于思考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inking），该作品中的一幕让我完全回想起了自己在中学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在一所比普通学校的水平高很多的学校里，一位七年级学生问他（很受好评的）的社会学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把13个殖民地的名字全部记住”，当时这位教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嗯，到6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50个州全部学了，所以现在不妨先记住其中最初的这13个”。显而易见，死记硬背已经和我们的教育初衷本末倒置了。教授孩子们一点关于他们的祖国以及——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关于整个世界的历史，肯定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单纯记住美国各州的名字对于他们了解美国历史真的没有多大帮助，而且还不能让学生凭此就掌握理解（比如）时事的真正技能。这样发展的结果，借用一位教育家的话来说，就是：

许多学生对他们学习的课程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与关系只不过形成了一个肤浅的认识，他们并没有能力运用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在美国，你可能在花上十二三年的时间学完公共教育之后，仍然没有具备多少作为一个思考者应有的能力。

在信息时代，让孩子们搜寻信息毫无困难，但让他们解读这些信息就问题多多了。（如前所述）我们习惯先接受再质疑，但这种做法真的非常危险，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甚至包括没有获得这方面资质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络上发布任何东西。然而研究表明，十几岁的青少年经常把他们在网上读到的任何内容都不加分辨地信以为真。绝大多数学生基本上不去或只是偶尔查看一下网上内容的作者是谁，或思考是否有其他信息对自己当前所读内容起到了辅助作用。根据韦尔兹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两位研究者的说法：“学生把网络当成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通常很少关注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此外，多数成年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项互联网调查指出：“和网站内容相比，普通消费者更关注网站的表面现象，比如它的视觉提示信号。例如，接受调查的近半数消费者（46.1%）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网站的整体视觉设计魅力来评估其可信程度的，其中包括网页布局、排版、字体以及颜色方案。”[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立学校，而不仅仅是拥有维基百科和互联网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生来就是优秀的思考者，骨子里就能以恰当的方式质疑一切，那学校的存在就是多余的。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没有经过特殊训练，我们这个物种生来就容易上当受骗。孩子们出生在一个“真相显露”（revealed truths）的世界，习惯于接受那些告知他们的、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一切东西。我们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让孩子们明白，事物常常存在多样化的表现，并且，不是他们听到的每件事都是真实可靠的。而我们只有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让他们学会如何去评估那些互相冲突、彼此矛盾的证据材料。此外，大多数人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了科学推理的方法或自动就学会了这项本领。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并非生来就知道我们大脑和思维的内部运转情况，更别说全面了解我们存在的认知缺陷了。甚至在17世纪以前，科学家们都不知道大脑就是思维的来源。（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大脑的用途就是为血液降温。这一观点应当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脑袋的人类不像其他生物那样容易“热血沸腾”。）如果不进行学习，我们对于大脑工作情况的了解不会比我们对消化系统的工作情况的了解更好。我们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学习过如何做笔记，如何评判证据，或被告知人类天生擅长（或不擅长）哪些方面的工作。一些人可能靠自己思考领会了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我就回想不起在高中时期，老师有哪次在上课时讲授过日常辩论技巧，或是组织学生们讨论过如何运用统计数据。并且，直到上大学之前，没有人向我解释过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教授这些东西。比如，对于教授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技巧（critical thinking skills）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越来越振奋人心，其产生的持续影响应当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项基于“儿童哲学”课程的研究：顾名思义，这门课程是围绕如何让儿童思考并讨论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注意，这门课程不是针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介绍的，而是专为孩子们创造的一些故事，旨在让他们参与到哲学讨论中来。课程的核心教材是《哈里·斯脱特迈尔的发现》 （Harry Stottlemeier’s Discovery）（和哈利·波特没有任何关系）。在此书的一开始，与教材中人物同名的小哈里被要求写一篇作文，标题就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哈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男孩子，在文章中选择以思考为主题，他写道：“在我看来，全世界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思考。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情也很重要且有趣，比如电能、磁性和万有引力。但是，虽然我们可以了解它们，但它们却不能了解我们。这样看来，思考一定是这世上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

10~12岁的孩子们每周仅花1小时来学习这门课程，但在坚持了16个月之后，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非语言智力、自信心和独立性居然都有了显著提高。

哈里·斯脱特迈尔写的文章——以及“儿童哲学”这门课程——真的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例子，展现了心理学家们所谓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即对认知本身的一种认知。通过让孩子们反思他们是如何知道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的，我们可能会大大提高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这方面，甚至一门单一的课程——我们不妨将其叫作“人类的大脑：用户指南”（The Human Mind: A User’s Guide）——应当都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这样的指南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求平方根，但是，却可以补救我们的许多认知小瑕疵，比如：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以更公平的方式来考量证据，对我们在推理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现象变得更为敏感，并以一种更符合我们长期目标的方式进行部署安排以及制定决策。只有这样做了——学会承认我们身上存在的认知局限并迎头而上、加以解决——我们才有望巧妙地战胜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克鲁机”现象。

[1] 有时候也出现这种“轻蔑”的说法：进化论“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但这种说法在把“理论”从专业角度进行理解时才成立（即进化是对数据资料进行的解释），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般意义，即“一种可以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的观点”。

[2] 突击测验：我们是否应当研究词典以使自己更聪明呢？也许应该，也许不必。许多承诺打造词库的网站告诉我们“词汇量更大的人更成功”，但究竟是词汇量使这些人成功呢，还是某个第三方因素，如智力水平或专注程度，同时带来了成功和更大的词汇量呢？

[3] 葛擂梗先生是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一个主角。狄更斯在书中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惟妙惟肖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教育系统是如何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思想的。——译者注

[4] 另一项研究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进行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教育心理学家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让接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们评价一些关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电视上出现的暴力画面是否会显著增加现实生活中暴力犯罪的比率”或“恢复兵役制是否会大幅提高美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并根据这些回答的复杂性对其予以评估。人们对那些针对自己观点提出的异议进行考虑的情况有多少？人们从哪些不同的角度考虑过自己的论点？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捍卫自己的主要论点？无论实验者如何启发他们，多数受试者都满足于简单化的答案——让人惊异的是，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在此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如珀金斯总结的那样：“现行教育实践几乎无助于促进日常推理技能的发展。”